徐杰，韩立民，张莹：我国深远海养殖的产业特征及其政策支持

靶诘主 · 发表于每日资讯 2022-11-25 04:05:31

作者简介

徐杰，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渔业经济、涉海产业管理
韩立民，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海洋经济、区域经济
张莹，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科技创新管理

来源：中国渔业经济 2021 年第1期第39卷

深远海养殖是拓展“蓝色粮仓”生产空间、改善海洋资源环境、优化水产品供给结构的重要抓手，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本文结合国内外深远海养殖相关研究进展，针对现阶段我国水产品需求，阐释“深远海养殖”的基本概念，介绍我国深远海养殖发展情况，分析深远海养殖技术依赖性强、产业关联度高、环境友好性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产业特征以及在抵抗自然风险、技术体系、远程管理、政策支持及产业组织化程度等方面的弱质性，在此基础上提出重视顶层规划设计与管理、制定深远海养殖补助制度、大力开展科技攻关、创新深远海养殖管理模式、打造深远海养殖产业链、建立健全深远海养殖金融支撑体系、规划建立深远海养殖试验区、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政策建议。

一、引言

海水养殖是人类主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重要方式。我国是水产养殖大国，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65%左右。2019年我国海水养殖产量约为2.07×107t，占水产养殖产量的40.70%，海水养殖产品在改善居民膳食结构、供给优质蛋白等方面作用突出，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海水养殖生产空间主要集中在近岸海域，养殖密度过大、病害频发和近海环境恶化等问题十分突出，生态环境、水土资源和发展空间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急需开拓新的养殖空间。另外，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鱼、虾、蟹等海产品尤其是“名、特、优、新”水产品种的需求快速增加，与我国以贝类养殖为主的海水养殖结构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高价值鱼类海产品大量依赖进口，据海关总署统计，2019年我国水产品进口量6.27×106t，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的名贵海水鱼类所占比重较大。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生鲜冷链海产品进口受到一定程度影响，进口数量比去年同期明显下降，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我国赢得发展深远海养殖的新机遇，从而满足国内居民对高价值海水鱼类产品的需求。海水养殖由近浅海向深远海拓展，有利于促进海洋水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水产养殖绿色发展，同时也成为缓解我国近岸海域环境压力、拓展蓝色经济空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

随着《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11 号）《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农渔发[2019]1号）的颁布实施，深远海养殖日渐成为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热点，必将迈进新的产业化发展阶段。目前，已经有 20 多个国家或地区通过试验、研究和风险投资积极参与深远海养殖。西方渔业发达国家高度重视研究和发展离岸深水养殖相关技术，并将离岸养殖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尤其是在技术装备的研发与应用方面，如深海网箱的高新材料应用、防污损技术以及鱼类起捕、网衣清洗、自动投饵等装备技术，国外学者已进行了大量研究（Banerjee et al.，2011；Wagner et al.，1994；Hodson et al.，1997；Papandroulakis et al，2002；Aasa et al.，2011）。我国深远海养殖起步较晚，目前文献主要集中于对传统近岸海水养殖的研究，对于深远海养殖的研究仅见于部分论述海水养殖业空间拓展和绿色发展的文章中。近年来，由于海水养殖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深远海养殖逐步引起我国政府部门、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重视。学者们主要对深远海养殖发展现状及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董双林（2015）、韩立民（2016）、李大海（2016）等学者相继指出我国近岸海水养殖已趋于饱和，开拓深远海水域是海水养殖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麦康森（2016）、刘晃（2019）等基于我国深远海养殖的发展现状，提出我国深远海养殖平台建设刚刚起步，在各方面同挪威等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必须制定和实施深远海规模化养殖的国家战略。蔡计强（2017）、闫国琦（2018）、黄温赟（2018）等认识到发展深远海养殖必须从技术上取得突破，从养殖平台总体技术、国内外深远海养殖装备技术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养殖装备系统方案等方面展开研究，为构建深蓝渔业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近年来，刘晃（2018）、张瑛（2018）、徐琰斐（2019）、徐皓（2020）等开始对深蓝渔业进行研究，探索新型渔业生产模式，其中包括深远海养殖模式。

总体来看，迄今为止国外渔业发达国家对深远海养殖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技术体系，而我国深远海养殖研究起步较晚，且多数研究以应用技术研究为主，学术界对于深远海养殖业的产业特性缺乏系统研究。对此，本文在阐释“深远海养殖”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概述我国深远海养殖的发展情况，分析深远海养殖的产业特征及弱质性，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旨在为加快推进我国深远海养殖发展提供参考。

二、深远海养殖的基本概念

近年来，我国海水养殖生产空间布局范围逐渐拓展，有些省份的浮筏式养殖已外延到了距岸15km外的开放海域。如表1所示，根据海水养殖生产空间差异，可将海水养殖分为近岸养殖、离岸养殖和深远海养殖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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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未有关于“深远海”的明确定义，相关概念表述如表2所示。以“深远海养殖”为主题关键字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可发现相关文献涉及的期刊文章72篇，报刊报道6篇，硕士论文2篇，国内会议3篇1。其中，媒体宣传性文章占多数，学术性研究文献并不多见，深远海养殖的概念阐释少之又少。例如，马云瑞（2017）根据海水养殖条件的限制给出了“深远水养殖”的定义；麦康森（2016）在分析深远海养殖的战略目标时，认为深远海海水养殖是一种渔业综合生产系统；安皓（2017）分析了什么是深远海养殖，但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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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海养殖的发展受到多种驱动因素的影响。海水养殖由近岸向深远海转移是实现我国海水养殖业绿色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是由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所决定的。但由于深远海养殖布局于特定的海域空间，适养品种较少，且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面临的自然风险较大，因此，为适应深远海复杂的海域状况，对养殖设施与装备技术有更高要求，必须配套数字化的远程管理和陆基保障设施。同时，深远海养殖是一个综合生产体系，需要多方面权衡发展，包括适养物种、养殖平台与装备、养殖技术、物流运输、环境保护及产品加工等。此外，深远海养殖作为一种新兴产业，需要大量政策性资金支持才能快速实现规模化发展。综上，考虑到居民对高品质海产品的潜在需求，本文将深远海养殖业发展的驱动因素归纳为环境保护、市场需求、技术支撑、远程管理和政策支持，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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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及深远海养殖业发展的驱动因素，本文认为深远海养殖是包含环境保护、市场需求、技术支撑、远程管理、政策支持等诸多因素的综合概念。基于此，本文将深远海养殖定义为：基于居民对海产品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宏观背景，以实现海水养殖绿色健康发展、保护海域生态环境为目标，在远离大陆、50m以深的海域或在12nmi之外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以高水平养殖装备技术为支撑，建成大型养殖平台，配套苗种、渔获物与物资补给运输以及数字化远程管理和陆基保障设施，依托国家政策扶持而发展的新型渔业综合生产体系。

三、我国深远海养殖业发展概述

深远海养殖业是海洋新兴产业，发展深远海养殖对于推进渔业转型升级、拓展蓝色经济发展空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意义重大。目前，我国海水养殖空间已经逐步从近岸向深远海拓展，深远海养殖发展迅速。

（一）深远海养殖规模迅速扩大

我国深远海养殖尚处于开发阶段，主要养殖装备是深水网箱。由于尚未对深远海养殖建立专门的数据统计口径，因此，本文用深水网箱养殖的容积与产量近似估计我国深远海养殖发展现状。2010-2019年我国深远海养殖发展情况如图2所示。由图可见，近十年来我国深远海养殖发展较为迅速。深水网箱的养殖容积呈波动式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养殖产量则一直呈波动式上升趋势，尤其是从2013年开始养殖产量直线上升，2013-2019年间我国深水网箱养殖产量年均增长率18.56%；养殖装备容积也显著增加，从2013年的4.15×106m³增加到2019年的1.94×107m³，年均增长率达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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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远海养殖装备技术取得一定突破

以挪威、美国、日本、加拿大等为代表的西方渔业发达国家已在深水网箱养殖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其网箱抗风浪和海流能力优良，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挪威AKVA公司HDPE圆形网箱、日本浮绳式网箱和美国碟形网箱等。我国深水网箱养殖起步较晚，近30年来，我国大力发展深水网箱技术，解决了深水网箱结构简单、装备落后、抗海流能力差等问题，特别是在抵抗台风和恶劣海况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

经过长期探索，我国不仅实现了自主设计深水网箱，而且深水抗风浪网箱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在山东、浙江、广东、海南等地海域进行了养殖试验。目前我国主要深远海养殖装备可分为可升潜式网箱、远海岛礁浮式网箱、远海牧场式围栏、箱梁框式养殖平台、半潜式深海渔场等，主要是以抗风浪能力较强的大型养殖工船和深水网箱为主。2018年5月，由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设计的世界最大的全潜式网箱“深蓝1号”在山东青岛建成，该网箱周长180m，养殖水体5×104m³，可一次养殖30万条三文鱼。另外，我国第一艘万吨级“德海智能化养殖渔场”——“德海1号”建造完成，并于2018年9月顺利投放至珠海，主要开展大黄鱼和军曹鱼等南海主要品种养殖试验，养殖水体达3×104m³，能够适应水深20-100m的海域环境，是我国第一款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万吨级深远海养殖系统装备，也是全球首型经历17级台风检验并确保安全的大型渔场。2019年7月，全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正式建成，平台上配备了风光发电、水质监测、视频监控、数据无线传输、增氧装置等先进设备，适合深远海规模化养殖。2018年6月，中船重工武船集团在青岛开建我国首批3座用于南海的超大型深远海“智能渔场”。我国深远海养殖设施逐渐向智能化、大型化、安全化方向发展，深远海养殖装备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对深远海养殖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三）深远海养殖模式趋于多元化

深远海海域环境差异较大，养殖品种生活习性多样，决定了我国深远海养殖模式必须多元化发展。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国已逐步形成多元化养殖模式。例如，“十二五”期间，徐皓等设计建立10万吨级船体平台，养殖水体7.5×104m³，可以形成年产4×103t以上石斑鱼养殖能力，形成了“养殖—捕捞—加工”一体化的深远海“深蓝渔业”发展模式。中国海洋大学黄海冷水团鲑鱼养殖团队研发了养殖工船，设计了海浪能驱动的5×104m³的全潜式钢构网箱“深蓝１号”和约1.7×105m³的集“养殖—能源—管理”于一体的“深蓝２号”智能钢构网箱，并建立了“（沂蒙）山（黄）海接力”养殖模式，成功完成了黄海冷水团鲑科鱼类养殖技术路线的验证，已进入规模化示范阶段。2019年11月，海南首个“5G+海洋牧场”示范项目在陵水深海养殖场试运行，建立起“5G+海洋渔业”养殖新模式。

四、深远海养殖的产业特征及弱质性分析

（一）深远海养殖的产业特征

深远海养殖是相对于近岸养殖、离岸养殖而言，是目前我国海洋渔业中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类别。因此，深远海养殖除具备海水养殖业的一般特征外，还具备一些独有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技术依赖性强

由于深远海养殖是在离岸较远、自然条件相对复杂的深远海区域进行作业，对生产装备技术的安全性以及智能化水平具有很高的要求。因此，深远海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依赖于大型深水网箱、自动投饵装置、自动洗网装置、自动收鱼装置、水下监测系统、海上供能系统、养殖管理系统、防污涂料等配套装备技术的支持，还依赖于网箱集中控制、远程操控、自动化和智能化集成软件的配套支撑。在深远海海域开展水产养殖，大型化、规模化、多元化、自动化、智能化的养殖装备是关系到养殖成败的关键因素。

2．产业关联度高

深远海养殖具有一定的产业宽度，关联产业多，且对配套产业的依赖性较强。深远海养殖不仅涉及苗种、饲料、疫苗、装备等基础性环节，还涉及加工、物流、营销、旅游和餐饮服务等多个环节，跨越第一、二、三产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能够通过产业分工体系对前向、后向产业形成巨大的带动作用，如图3所示。另外，深远海养殖体现了国家海洋强国建设的战略需求，对于增加涉海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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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友好性强

深远海养殖区域位于大洋深处，发展深远海养殖不仅能够有效缓解近浅海区域环境和水产资源的压力，促进浅海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同时环保型防污涂料的开发运用可有效减轻养殖业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另外，深远海开放的水环境意味着更好的水质条件和更大的养殖容量，养殖的鱼类生长质量更佳，能有效降低因近岸养殖密度过高造成的病害风险，可以达到通过生态调控实现鱼类健康生长的生态目标，从而生产出能够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优质海产品。

4．国际化程度较高

深远海养殖区域远离陆地，立足深海，远至公海、大洋等区域，与邻国关系密切，国际合作空间大，是典型的国际化产业。2018年12月，第二届深远海养殖技术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中国上海召开，会议致力于搭建深远海养殖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参会代表来自中国、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等10个国家及国际组织。此外，我国深远海养殖的大多数鱼类苗种及疫苗需要从国外渔业发达国家进口，国际贸易往来较为频繁。因此，发展深远海养殖有利于我国走向深蓝，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切实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二）深远海养殖产业的弱质性分析

作为深蓝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深远海养殖水域环境特殊、开发成本高、自然经济风险大，具有不确定性、流动性和脆弱性特点，决定了深远海养殖属于弱质性产业，其弱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海洋自然风险大

相对于近海养殖，深远海养殖远离陆地，面临更加复杂的气象水文环境，海洋气象灾害频发，自然风险更大，其中台风、龙卷风等引起的风暴潮和巨大海浪会对网箱养殖系统造成破坏性乃至毁灭性打击。此外，鲨鱼等凶猛动物对网箱网衣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导致养殖鱼类逃逸和减产。

2．技术体系不完备

我国近岸海水养殖技术比较成熟，但深远海养殖技术相对落后，与先进渔业国家尚存在一定差距。具体表现为，相关基础研究依然薄弱，对深远海海域的水文、底质情况了解不够；缺少坚固性与经济性并重的集约化养殖设施；适宜深远海养殖环境条件的养殖品种不足，缺少拉动深远海养殖产业大发展的国际化品种，如具有高价值的大西洋鲑、苏眉鱼和金枪鱼等；深远海养殖的监测、管理、运输等配套技术不完善等。

3．远程管理经验缺乏

一方面，深远海海域增养殖主要采用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模式，对生产的可控性要求较高，而深远海海域环境又复杂多变，实时监测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深远海海域远离陆地，属于全新的远程渔业管理模式，生产设施能够容纳的操作人员数量有限，且连续驻守难度大，对人员和设备的管理要求更高，实时常态化现场管理的难度大。

4．产业组织化程度低

目前我国深远海养殖尚处于产业发展准备阶段，进入门槛较高，主要是依靠少数拥有大型深水网箱及养殖工船的水产养殖公司进行。深远海养殖的配套产业发展相对不足，无法产生强大的产业集聚效应，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效益。此外，深远海养殖的生产经营、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体系不完善，企业融资困难。目前，我国深远海养殖企业主要依靠自有资金投入，严重阻碍着深远海养殖企业的规模化运营，企业无法有效应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快速发展。

5．政策支持不到位

迄今为止，国家和省级层面缺少对深远海增养殖的顶层设计，缺少对深远海养殖开发的总体规划布局。在海洋功能区划、海域使用金征收、渔业补贴、企业融资等政策工具运用方面尚未对深远海养殖规模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深远海养殖技术开发系统性较差，尚未形成具有应用价值的技术体系和商业模式。另外，深远海养殖配套服务缺失，包括深远海海域水文气象服务、养殖试验区建设、相应的法律规范以及生产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等。

五、发展深远海养殖的政策建议

深远海养殖关系到国计民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战略产业。与许多高新技术产业类似，深远海养殖也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特点，其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相对于一些渔业发达国家给予深远海养殖企业的政策支持，我国的政策扶持力度亟待加强。针对深远海养殖开发面临的困难和生产需求，本文认为，各级政府应从行业管理、科技攻关和政策服务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一）重视顶层规划设计与管理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基于战略高度重视深远海养殖产业发展。一是尽快将深远海养殖产业发展纳入国家战略。二是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沿海省市应成立深远海养殖产业发展的领导机构。三是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谋划布局，出台深远海试验养殖扶持政策和系列深远海养殖产业发展规划，对养殖环境监控、生产区内自然物种及其产地保护、航海及其灯光许可、养殖场管理、鱼群健康管理和废弃物管理等进行科学谋划，由农业农村部授权地方政府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办理养殖许可证，规范企业养殖行为。

（二）制定深远海养殖补助制度

对新建深远海养殖设施（超大型网箱、养殖工船）和从事深远海养殖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补助。对深远海养殖所使用的养殖工船、辅助船舶等，参照远洋渔船标准给予燃油补助。设立深远海养殖示范区建设专项补助资金，加大在育种、疫病防控、饲料研制、装备建造技术研发、设施研制和生产示范等方面的引导性资金投入。对非正常情况下因遭受海洋自然灾害（台风风暴、鲨鱼袭击等）而造成养殖损失（养殖设施毁损、鱼类逃逸等）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补偿。实行海域使用金减免或返还政策，以降低深远海海域开发成本，促进海水养殖开发从近岸向深远海海域的空间转移。

（三）大力开展科技攻关

深远海养殖是集成大量海洋高新技术的产业载体和重要技术平台。结合深远海养殖发展，加快相关海洋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活动，成为推动我国海洋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基于多年的探索，我国深远海养殖装备技术正在逐步成熟，但主要的苗种及疫苗等关键技术尚未得到有效突破。对此，应围绕深远海养殖设立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或重点研发计划，针对深远海养殖中的核心技术进行攻关。可以由农业农村部和沿海省（市）科技主管部门针对深远海养殖生产实践中的应用性技术问题设立科技专项，地方政府各类科研项目应向深远海养殖倾斜。支持深远海养殖企业开展适用性技术研发和管理模式创新，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加快形成市场竞争力。

（四）创新深远海养殖管理模式

认真吸取近海海水养殖区养殖密度过大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的教训，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在特定的深远海养殖海域中先行估算环境承载力，设定最大可养量，对养殖规模实施总量管理。根据最大可养生物量，以养殖设施为单位，设定具体深远海养殖海域可承载养殖设施总数。建立和完善养殖配额管理制度，探索实施可转让配额制度，强化自律收益机制，避免“公地悲剧”。根据深远海海域空间和水文特征以及养殖生产特点，编制养殖空间利用规划，科学划定养殖区域。认真借鉴“挪威渔场”经验，编制绿色养殖准则，规范养殖生产各环节操作。

（五）打造完整的深远海养殖产业链条

科学规划深远海产业链，重点发展深远海养殖、种苗、疫苗、饲料、高端装备制造、海洋食品、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海洋物联网、冷链物流、餐饮服务、海洋旅游等产业，通过产业链延伸和跨界融合，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打造深远海产业集群。积极引导深远海养殖企业建立产业联盟，培育现代化深远海养殖龙头企业，促进产业集聚和集群化发展。做强精深加工和国内外运销环节，加快品牌建设，打造完整的深远海养殖产业链条。鼓励和扶持大型渔业企业在主要入渔地建设综合性深远海养殖基地，从事燃油、饵料补给、渔船维修、渔获加工、运输和销售等业务，逐步建立起我国深远海养殖的补给系统和捕捞、加工、销售、服务相结合的深远海养殖产业体系。

（六）建立健全深远海养殖金融支撑体系

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国家政策性银行及专门基金应加强对深远海养殖的货币信贷支持力度，大力推动融资租赁等新模式在深远海养殖业的应用，以缓解深远海养殖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各级政府应加大对深远海养殖的财政资金支持，发挥好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针对深远海养殖开发特点培育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地方财政引导设立的投资基金应积极参与深远海养殖开发，支持深远海养殖企业利用现代金融手段，通过发行债券、上市等方式融资。另外，积极推动建立深远海养殖政策性保险，建立深远海养殖保险体系。

（七）规划建立深远海养殖试验区

依托近年来设立的各类海洋经济园区，由农业农村部出台政策，实施以深远海海域增养殖为主要内容的深远海养殖试验区建设工程。制定深远海养殖试验区建设评估与奖励办法，将深远海养殖试验区建设纳入地方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和海洋新兴产业培育实践，充分调动沿海省市发展深远海养殖的积极性。以黄海冷水团鲑鳟鱼类养殖为切入点，规划建设国家深远海养殖试验区，通过先行先试，积累经验，改进不足，积极探索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深远海养殖新路径、新模式和新业态，为下一步我国深蓝渔业大规模发展奠定基础。

（八）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

将深远海养殖作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合作的重要载体，积极拓展国际渔业合作，努力打造“深蓝渔业”发展的中国模式。重点在深远海养殖设施建造和维护、养殖操作规范和日常管理、病害防治、水产品质量体系等方面加强与挪威、智利、加拿大等国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尽快形成中国特色的深远海养殖体系。认真总结我国深远海养殖经验，完善技术体系，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装备和高质量海产品，作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技术输出与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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