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研究综述

摘 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创新，更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方面。学术界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内涵、内容与对策等进行了广泛研究。其中：内涵研究包括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概念界定、特征描述和分类定位等；内容研究包括主体、区域、领域等层面的实践探索；对策研究包括加强制度建设和模式创新、统筹人才高地与发展布局、注重人才培育与经验借鉴等。总体上看，当前学界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研究中，政策解读、经验梳理和策略分析较多，立体化、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较少，研究还不够深入。在研究现状综述和研究不足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未来研究的展望，包括：聚焦研究共识，服务发展战略；提高理论水平，立足创新实践；加强国际交流，吸收先进经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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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各国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是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创新，更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方面。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必须有一支能打硬仗、打大仗、打胜仗的战略科技力量。当前，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成为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政策方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也成为理论热点和实践重点。学术界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研究，涉及内涵、内容与对策等方面，主要回答了下列4个问题：什么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哪些特征？世界科技强国在建设和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有哪些可供借鉴的经验？在国家、区域、行业、机构层面如何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关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现有研究，对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拓展了理论视野、提供了经验借鉴、开阔了创新思路。从总体上看，现有研究中政策解读、经验梳理和策略分析较多，立体化、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较少，存在体系框架构建薄弱、研究深度不够，实证量化方法缺乏、联系实际不够，先进经验剖析不足、吸收借鉴不够等问题，研究的广度、深度、创新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本文对当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分析存在的不足，并尝试就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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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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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擘画和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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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在3个方面。

1.1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战略擘画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战略擘画包括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地位、内在构成、发展要求等。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同时指明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还对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发展提出了具体希望和要求。例如，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科学院，充分肯定中国科学院是党、国家、人民可以依靠、可以信赖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地位和内在组成，为各类战略科技力量瞄准国家需求、发挥战略作用指明了方向 。

1.2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政策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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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政策部署包括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要抓手、法律依据、体系布局等。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以国家实验室建设为抓手，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这标志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意志。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要求，构建和强化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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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政策举措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政策举措包括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方法路径、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等。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求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着力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要求抓好国家实验室、人才高地等创新平台建设等。2021年3月通过的“十四五”规划也提出，以国家战略性需求为导向推进创新体系优化组合，加快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战略科技力量。这些政策举措，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供了方法和路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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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研究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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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的“力量”特征，特别是“生产力”属性做了深入研究，把科学看作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作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提出了“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重要论断。毛泽东提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科技政策思想，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源泉。随着科技发展和国际科技竞争的日趋激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成为政策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众多学者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地位、历程、经验、特征、路径等进行了全方位研究。截至2022年8月，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篇名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共获得100余条检索结果。纵观这些研究，存在4条递进性的研究进路。

①一些美苏学者在二战结束后，着眼于冷战的新格局，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视角出发，对“国家战略力量”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例如：有学者从外交政策角度分析了苏联的国家战略力量；也有学者阐明了国家战略力量对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②对世界大国以军事、科技实力为代表的“国家战略力量”的研究。例如：有学者论述了核技术、导弹技术、生物化学武器和激光武器等科技要素在国家战略力量中的重要地位；有学者研究了美国以核力量现代化为核心的军扩计划，阐释了世界大国战略力量现代化的进程；还有学者深入解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海军尖端装备建设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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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从科技创新主体拓展和国家创新体系演变等角度切入，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发展脉络、概念定义、内涵特征、主体构成、他国经验、协同价值、强化路径等进行了全方位研究。

④结合特定地域、领域、机构和主题，对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开展的策略性研究。如国家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如何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如何在实现“双碳”目标中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如何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布局等研究。

本研究主要从上述③、④方面着手，从内涵、内容与建议三大方面，对近10年来国内学界关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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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概念、特征与分类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概念界定、特征描述与分类梳理是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进行系统研究的起点。本部分从这些方面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研究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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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概念界定。概念具有内涵（内容）和外延（范围）两方面的特性。概念的内涵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是对事物“质”的规定性的反映，阐明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究竟是什么。概念的外延是指概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涵盖具备特定本质特性的事物，阐明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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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概念的内涵上，一类研究是基于关键词的界定，例如：樊春良（2021）认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对国家安全和军事领域中“战略力量”一词的借用，指对国家安全与发展以及国际竞争起决定性作用的科技力量；李正风（2022）对“国家”“战略力量”等关键词进行了探讨，认为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能够为国家服务，有使命、有能力，具有“战略性”的科技力量均有可能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另一类研究是基于整体逻辑和视角，例如：贾宝余等（2018）认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应从“地位”“作用”“贡献”维度来界定，即在国家层面发挥影响，凸显战略价值，做出重大贡献；尹西明等（2021）强调，要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视角分析概念，从理论逻辑、发展战略逻辑和国际竞争逻辑来界定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肖小溪等（2021）认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以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为定位，由国家支持，主要从事一般科研主体无意或无法开展的高投入、高风险、大团队、长周期的科技创新活动的科研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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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概念的外延上，2021年“科技三会”所提出的4个主体组成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概念的外延。现有研究主要围绕这些主体展开。例如，樊春良（2021）认为，国立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按直接掌控来组织，体现国家意志；企业实验室以间接合约来组织，国家与企业按特定协约组织的形式，赋予其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职能；科研院所以及科研人员通过任务形式来组织。此外，现有研究也从整体论和系统论的逻辑角度讨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外延，形成了3种典型观点。

①“支柱—载体论”。尹西明等（2021）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分为支柱型和载体型两种。前者包括2021年“科技三会”上提出的4个组成部分，是具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内涵与核心特征的创新主体；后者主要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技术创新中心，提供包容创新的环境、协同创新的桥梁与开放共创的生态支撑。

②“主建—主战论”。徐示波等（2022）借用“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军事术语，将战略科技力量分为“主战”“主建”两大类别。前者负责重大战略研发任务组织实施，是统筹协调各方资源的核心；后者负责专业领域研究，起到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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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狭义—广义论”。张杰（2021）从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角度理解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认为其范畴有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前者指一国以基础研究、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后者指一国的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融合发展体系，强调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研究、中间试验、工程化和产业化的完整环节与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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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特征描述。关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特征描述，现有研究呈现两类表达方式：一种是精炼的关键词概括，一种是更为详细的特征阐释。前者旨在通过短小精悍的词组显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突出特性，后者旨在通过对某一方面的具体描述，阐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特点。关键词概括型的代表性研究有：徐示波等（2022）使用协同网络特性概括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具有跨学科、跨团队、成体系、动态化的特征。樊春良（2021）认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具有多学科综合和跨学科研究的特征。刘庆龄等（2022）认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具有动态变化、系统多样、公共属性和开放特性等特征。尹西明等（2021）认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视角下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具有使命定位高、战略责任重、组织模式新、能力组合强、技术领域准、创新成效实等特点。

特征阐释型的代表性研究有：戴显红（2019）认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特征有实施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的科技现代化赶超战略；确立“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的科技规划原则；具有强烈的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政治功能和价值取向；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谈力等（2021）概括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具有4方面特点：代表了国家科技创新的最高水平；围绕战略需求部署任务；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为发展和安全提供保障。肖小溪等（2021）认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因其所开展的科研活动不同，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李正风（2022）认为，先进科技产品和核心技术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一流的科研机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载体，卓越的战略科学家和一流的科研人员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要素，先进的组织方式和科研模式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卓越的创新文化和创新生态是维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并使之不断生长的基因，把局部科技力量汇聚为整体科技力量的整合能力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保障。

2.1.3 分类定位。除了概念的界定、特征的描述，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同类型的划分和定位也是现有文献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主要有3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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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两维度说。白光祖等（2022）认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要由主体型和平台型战略科技力量构成：主体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包括四大主体；平台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包括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家创新平台。

②三维度说。徐示波等（2022）以科学研究、产业化应用、战略契约为3个轴线，形成战略契约视角下科学研究活动的三维取向模型：非战略契约下的科研平台象限有大学、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转化孵化平台、企业内部研发机构；战略契约下的科研平台象限有战略基础研究、战略应用基础研究、颠覆性创新、战略产业化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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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四象限说。李正风（2022）把科技力量分为4类：有明确战略使命且有战略能力；有明确战略使命但缺乏战略能力；无明确战略使命但有战略能力；无明确战略使命也缺乏战略能力。其中，有明确战略使命且有战略能力的才能被称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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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内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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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除了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概念、特征与分类进行描述性研究外，还进一步对国家科研机构、地方政府实践、重点科技方向等内容进行了研究，概括起来就是关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体、地区和领域的研究。

2.2.1 主体：国家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等四大主体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研究的关注度方面，排在首位的是国家科研机构。在国家科研机构的研究中，中国科学院又是高频的研究案例。例如，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2019）提出，中国科学院成立70年来，在创新产出、科研布局、创新生态、人才队伍、治理体系和开放合作等方面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做出了重大贡献。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2021）也提出，中国科学院作为科技“国家队”，始终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在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中做出了创新贡献。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方面，中国科学院部署实施了一批重大项目，积极承担了国家重大任务，出台了相关政策，在人才、平台、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全面支持。樊春良（2021）认为，中国科学院不仅担负着国家实验室的职能，开展世界科学技术前沿性的研究，承担大学和企业所不能承担的大型的、长期的国家任务，还引领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2.2.2 地区：地方政府实践。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地方政府层面得到了积极响应，北京、上海、粤港澳等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均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方面进行了探索。例如，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许强提出，北京市积极推动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重组，加快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新型研发机构。2021年9月印发的《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建设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增强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的策源功能。广东省也对高标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高地提出了要求，包括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合力、开展体制机制创新、打造开放性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走创新支撑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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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领域：重点科技方向。有研究对特定学科、行业领域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进行了探讨，包括海洋、农业、乡村振兴等。穆荣平（2017）认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必须聚焦空天海洋、能源资源、信息安全、交通运输等国家战略重点领域。唐华俊（2021）认为，要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来支撑乡村全面振兴。吴园涛等（2021）提出了强化我国海洋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思考与建议。张合成（2021）提出，要以担当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创新农业科研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科技优先发展等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徐涛（2022）认为，应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骨干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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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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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对如何进一步建设和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出了诸多系统性、框架性建议。例如：李哲等（2021）建议实施“三层、三环、一平台”的建构模式。尹西明等（2021）从公共治理逻辑、发展逻辑和实践逻辑出发，提出新创和重组、赋能和提升、迭代和跃迁3条强化进路。张杰（2021）提出“四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和工作任务体系。贾宝余等（2021）建议强化治理机制、主体分工、任务选择、国际合作、人才环境等5个着力点。周碧松等（2021）认为，应在战略统筹、战略基础、战略工程、战略平台、战略布局、战略人才等方面提升和完善。从内容上看，对策研究类观点可以被概括为3方面。

2.3.1 加强制度建设和模式创新。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发展壮大需要制度的支撑。多位研究者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建制化”提出了建议。例如：龙云安等（2017）提出，要充分发挥建制化优势，通过合理的规章制度来指导约束科研管理者、科研工作者以及相关部门的行为。贾宝余等（2022）提出，要强化创新体制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协调，打造建制化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白光祖等（2022）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关键领域的建制化支撑，以科技创新护持双循环体系主体、通道、资源安全，牢牢守住新发展格局的安全底线。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还需要体制机制创新。从科技创新流程的角度看，代表性的研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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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管理机制。张桃林（2021）提出深化完善科研院所分类改革、科学界定科研院所性质类别、建立现代科研院所管理制度等建议。白光祖等（2021）提出分类施策支持产业创新、培育产业创新体系文化、强化金融资本市场支持、打造专业科技服务体系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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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组织机制。樊春良（2021）认为，要改革和更新国家重大科研计划的制度设置和组织方式，促进跨主体、跨学科和跨部门的创新，健全和完善重大科技任务联合攻关机制。贾宝余等（2022）基于人才、项目、资源等要素的配置提出，对国家重大战略的科技创新项目可以使用“点将配兵”的新型举国体制模式。

③选题机制。贾宝余等（2022）认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视野中重大科技项目选题机制需要根据项目研究性质采取差异化选题机制，探索性技术研发和战略性技术研发类项目选题引入“查需”机制，战略性基础研究和战略性技术研发选题要坚持“三看”。

④保障机制。张亚峰等（2021）以中国科学院为案例，认为应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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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统筹人才高地建设与发展布局。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部署。此后，对人才高地的研究逐步升温。李志遂等（2020）认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有力抓手，有助于汇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进多学科合作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2021）提出，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创新高地，发挥国家自创区和高新区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动力引擎和辐射带动作用。萧鸣政等（2022）认为，要同时联动、互动与驱动“人才”“创新”与“发展”3个要素，实现人才聚集、科技创新与战略发展。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空间和领域布局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空间布局上，白春礼（2021）提出，要遵循创新区域高度集聚规律，布局建设空间分布上集聚、功能方向上关联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集聚世界一流人才开展多学科交叉前沿研究，打造重大原始创新策源地。白光祖等（2021）对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布局提出了顶层设计、试点先行、央地协同等3方面建议。领域布局上，穆荣平（2017）提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必须聚焦空天海洋、能源资源、信息安全、交通运输等国家战略重点领域。

除了宏观的人才高地建设与发展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各主体是具体的抓手与依靠。例如：聂常虹等（2022）认为，科研院所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高文（2020）也认为，国家实验室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抓手，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组成中处于“龙头”地位。对于如何加强科研院所的建设，贾宝余等（2018）提出，对国立科研机构应强化思想引领力、战略领导力、改革推进力、人才吸引力、协同合作力、组织保证力。丁奎岭（2022）建议，要提升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支撑作用。吴金希等（2021）认为，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高度重视产业共性技术研究院建设，进而促进整个产业的技术升级。樊春良等（2022）提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强化国家科研机构。李军凯（2022）认为，要提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创新效能，发挥其突破效应、集聚效应、虹吸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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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注重人才培育与经验借鉴。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发展除了主体建设、模式创新外，最终仍须归结到“人才”这个第一资源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陈劲等（2021）建议，着力培育战略科学家和战略科技人才，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徐示波等（2022）建议，加强人才交流与培养，营造良好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环境。张杰（2021）建议，全面构建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一体化的新型激励体制。李哲等（2021）建议，建立战略目标导向的评价体系和人员遴选流动机制。侯建国（2021）提出，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在激发科技工作者家国情怀上取得新进展。陈套（2020）提出，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黄晨光等（2022）建议要坚守初心使命，明确责任担当，保持特色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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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始终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学习借鉴世界先进举措和经验。对此，覃筱楚等（2018）通过将中国科学院与中国香港地区科技人才薪酬情况进行横向对比，从职称与工资制度、团队建设、员工发展、薪酬设计、制度改进等方面提出建议。贾宝余等（2018）介绍了美国、日本、韩国及欧洲发达国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战略举措［11］。刘娅（2019）对英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高鸿钧（2022）建议，构建全球战略科技力量协同的开放创新生态。魏建国（2022）提出，可参考美国“政府所有+承包商运转”模式，依托研究型大学建设国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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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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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发现，相关文献对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概念、内容与对策等方面均进行了研究，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参考与启示，但是现有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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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体系框架构建薄弱，研究深度不够

现有研究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组成部分等已有共识，但对于什么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如何发挥各类战略科技力量差异性的作用还没有一致认识。这种共识缺失首先体现在概念界定的模糊上。概念是观念（Conception）的共识。观念达成共识的过程被称为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其结果就是概念。虽然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由4个主体组成，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应坚持实践标准，能够担当“国家战略”的使命和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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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研究中基本概念界定尚且模糊，后续更进一步的特征描述、分类定位、内容阐释和对策建议等也出现了不同。例如，前文提到，现有研究对国家实验室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关注相对较少，对科技领军企业的关注更是缺乏。从中国知网来看，少有专门针对科技领军企业的研究。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多数研究对象还是国有企业，而对民营科技企业如何服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研究尚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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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证量化方法缺乏，联系实际不够

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研究成果的学理性、规范性和逻辑性，研究方法运用得当可使观点更为明晰、有说服力，可使论证更有逻辑、层次延展和剖析深度提高。单就现有文献来看，主要还是规范性研究（Normative Study），以描述、主观论证的方式展开观点。突出的表现就是所提建议与现状和问题脱节，即提出的建议没有依据，也缺乏针对性。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真正的科学，远非单凭观察而成功”。描述性分析可以概括归纳“是什么”，但是难以揭示“为什么”。对中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现状的详尽描述可以展示取得的成绩和发展的阶段，但是无法预测未来的走向。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就现有文献来看，基于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等一手数据，使用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的研究不足；基于理论，运用工具的实证研究（Empirical Study）总体缺乏。

研究方法的简单和片面，导致分析的深度、对策的针对性都有所欠缺，研究成果对决策部门的参考借鉴价值有限，对地方的指导启示作用有限，呈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例如，现有研究中宏观性的描述分析比较多，而对于中观和微观层面实践的深入思考不足。通过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研究文献的分析发现，目前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认知还存在一定偏差，针对在发展方向、路径以及协同机制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尚难以通过研究提出可行的解决之道。总体来看，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研究，尚难以满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实践的需要。围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从创新战略、组织行为及自然科学进路的角度展开研究，或将有助于更加清晰和深刻地认识这一重要理论的主题和实践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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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先进经验剖析不足，吸收借鉴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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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突出“国家”和“战略”，区别于一般组织的具体科技工作。这就需要研究突出比较和借鉴。然而，现有研究对国外经验的介绍仍偏宏观，国别层面的研究较多，少有具体到城市（圈）层面和组织机构层面的研究。例如，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支持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那么，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比较与借鉴就不能是对整个美国、英国等国家的介绍，而应聚焦纽约、波士顿、伦敦等具体城市（圈），乃至进一步梳理旧金山湾区的硅谷是如何进行创新发展的。再如，前文已提到，对科技领军企业的研究不足，尤其是对民营科技领军企业如何服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研究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加强对发达国家和地区激发民营科技企业活力相关举措和经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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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部分研究者在资料获取、语言翻译上仍有一定困难，造成现有的比较研究存在数据陈旧、翻译不当等问题，进而产生分析偏差。例如，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世界人员流动、学术会议数量等数据比较中外差异，显然无法反映疫情后的真实情况。总的来看，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环境，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理论、实践研究进展受到多种限制。当前全球科技创新体系面临深刻变革，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或将成为影响国家乃至全球科技创新体系的关键要素。需要宽阔的国际视角、深厚的理论根基和丰富的实践案例来支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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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未来研究的展望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研究仍是方兴未艾。通过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深入探究，可有效凝聚建设科技强国的共识，更好地促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1 凝聚研究共识，服务战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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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本质上是国家所拥有的不同主体、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科技力量的总和。这个总和不仅是量的加总，更是质的有机组合。“能促创新、能打胜仗”是检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弱的重要标准。这就需要立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顶层设计，充分吸纳国家科研院所、重点高校、重点企业、重点社团、重点科创中心以及军地协同机构等力量，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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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提高理论水平，立足实践提出建议

在探索、发展、变革的时代，实践往往走在理论前面，观察重于推理、归纳重于演绎。对国家战略力量的研究要注重“向实求学”。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新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需要学术界、实务界从哲学、社会学、政策学等多学科视角，运用实证研究手段，以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研究水平。及时掌握国家、地方以及重点领域科技力量发展进度，以田野研究、跟踪研究、比较研究来进行纵深思考，适时发布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年报，推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案例集等，引导媒体、智库、科研院所之间深入互动，全面丰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研究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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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加强国际交流，吸收国际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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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具有特殊的时代意蕴，即中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提升与发展是一个着眼全球、立足比较、强调借鉴的重大战略，需要以开放的视角和包容的姿态积极主动吸收借鉴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在科技创新上的举措和经验。可依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以及高校和重点企业的国家交流平台，借助“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等，加强各类战略科技力量之间的交流互鉴、协同创新。

作者简介：应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董俊林，博士，军事科学院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党的创新理论；贾宝余，博士，研究方向：党的建设、科技政策。本文刊发于《创新科技》杂志2022年第9期。 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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