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品先院士：基础研究要立志去做“有价值的百分之五” - 海洋地质学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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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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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操秀英

“暑假我基本上都在办公室，包括周末和晚上，打我座机就行。”约访汪品先院士前，记者忐忑了很久。这封平易的邮件打消了记者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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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85岁的著名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先成为备受欢迎的“科普老顽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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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3日，汪品先院士从南海深潜归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张建松/摄

6月9日，汪品先入驻B站（哔哩哔哩）。截至9月6日，他已经收获百万粉丝，其首条视频《我60岁以后才出成果，我们要把中国大洋钻探做到国际前列！》的播放量达300多万次，获赞近50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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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网红院士”，汪品先很高兴。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开始关心海洋、学习海洋、探索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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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愿意给科学带来热度，但不想自己成为“炒作”的热点。他认为，作为科研人，就需要淡泊名利、潜心研究。

“现在网上‘炒热’了，已经有不少报道。”汪品先说，而他真正关心、甚至担心的，还是基础研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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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急需推进科学‘转型’，从‘外包工’转为也能进行‘深加工’的学术高地。”汪品先说。

对基础研究的支持要

有些勇气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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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7月份视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时再次强调，基础研究是推动原始创新的基石。我国已到了必须大力加强基础研究的关键时期，立足现实，决不能错过这个时机。

汪品先深以为然。

“我国在南海石油勘探的巨大进展，就得益于基础研究的突破。”他说。

汪品先说，找石油最重要的是搞清楚地层结构，采用地球物理勘探取得的是框架，是间接信息，直接信息要靠钻探。直到1999年实现国际大洋钻探，我国科研人员才拿到南海几千米深海的地层沉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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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些岩心做了很多分析，首次建立了南海地层的标准剖面。”汪品先说，这为此后我国在南海的深海石油勘探开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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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品先说，南海深海研究的重要突破得益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深海研究的前瞻性部署和稳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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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的微体古生物组是最早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集体之一。

而这种资助在当时颇需要些勇气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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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深海研究在中国还是个新生事物，汪品先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古海洋学，一门探索深海过程的新学科。

“当时并非所有的意见都赞成研究深海，有人说，家门口还没搞清楚，搞什么深海远洋？”汪品先回忆。殊不知地球是一个系统，海洋是一个整体，不了解深海远洋，家门口就无法搞清楚。做科学研究，就要有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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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持新方向为己任的自然科学基金委，从一开始就支持我国古海洋学研究的开展，包括课题和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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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立以来，自然科学基金委对同济大学古海洋学的项目支持从未间断。”汪品先说。

基础研究

不能总是做别人出的题

在多年持续稳定支持基础上，自然科学基金委于2011年启动我国海洋科学第一个重大研究计划——“南海深海过程演变”，汪品先任指导专家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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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南海深部计划极大提升了中国的深海研究地位。”汪品先说，研究团队在海盆形成的“板缘张裂”、气候演变的“低纬驱动”和边缘海的“洋陆相互作用”等三大方面取得突破，挑战了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国际传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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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术上的突破，最近20余年的科研历程更让汪品先深刻感受到：科研，尤其是基础研究，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人云亦云，不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做别人出的题。

“现代科学是欧洲建立的，一开始就带有倾向性，比如，地球科学偏向北大西洋、欧洲，带有比较浓厚的欧洲中心论的印记，我们很容易按照他们的模式和方向来进行研究，亦步亦趋。”汪品先说，这是不对的，因为地球科学和宏观生物学是有区域性的，“大西洋建立起来的模式不一定代表全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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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海深海过程演变”重大研究计划中发现的南海“板缘张裂”为例，此前，“大西洋模式”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成为解释海盆成因的共同标准。

在该模式的体系下，20多年来南海的成因一直被认为属于大西洋的贫岩浆型，因为从地震剖面看来两者十分相像，只不过南海的时间短、范围小，相当于一个小大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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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深部计划”研究期间，科研人员完成了三个国际大洋钻探航次来检验南海成因的假设。

从钻探结果看，“用一句话总结：南海不是小大西洋。”汪品先说，那南海是什么呢？我国科学家提出了“板缘破裂”的新概念，总之，南海和大西洋代表着海盆形成的两种类型，大西洋模型并非万能，盲目套用到南海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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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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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艰难的过程，但汪品先说，越是艰难，就要不畏挫折，敢于理性质疑，重视实证，善于从新的角度思考问题。

“我自己近20年来的国际论文，几乎从来没有被痛痛快快接收的，都要通过不断的‘打架’，因为要让国外的专家接受一种不同的理念确实很难。”但汪品先说，这恰是新成果的价值所在，“没有摩擦力不做功，也没有轻轻松松就能搞出来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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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0日，汪品先院士在同济大学讲课。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张建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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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品先坦言，他是在60岁以后才有这个“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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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科学研究不能定位在多发论文。”汪品先说，“实际上回顾科学历史，大概只有5%的论文才是有价值的，我们要有志气去做这5%。”

汪品先说，多年来，国内科研人员从外国学术期刊上选来研究题目，买了外国生产的仪器进行分析，取得的结果用外国的文字在国外发表。这种“两头在外”的模式，构成了当前中国基础研究的主体，中国科研人员成为世界科学界最大的“外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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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做有中国特色的、解决中国重大需求的基础研究。”他说，希望年轻人能尽早有这个意识，“不要像我一样，年纪大了才逮住几个想要攻克的‘大老虎’，而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在国家层面，汪品先呼吁，要加强基础研究的顶层设计，要给与有可能产生重大理论突破的研究、学术思想持续稳定的支持。“比如南海的深海研究，我们要在‘南海深海过程演变’项目基础上深入下去，牢牢抓住主动权，推动南海成为国际科学合作的天然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