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科学与技术是两个平行系统，当务之急是加强技术转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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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技术不断迭代，科学理论迅速更新的时代，我们如何重新审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迈向科技强国的过程之中，还有哪些观念上的障碍需要扫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对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江晓原就上述问题进行了独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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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9年，江晓原就在上海交大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迄今已在国内外出版著作10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无论是呼吁打破“SCI神话”，揭露SCI论文引用系统及期刊“影响因子”背后的庞大商业链；还是倡议重视“被科学所遮蔽的技术”，警惕“科学至上”主义；还是表达对于“技术压倒人文主义”的忧虑，江晓原近年屡屡站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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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晓原看来，科学与技术应被视作是两个独立的平行系统。当前阶段，我们的重中之重是加速技术的转化应用，而不是在基础研究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盲目“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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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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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画图景，技术见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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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D：“科学是基础，技术是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来。”这已然成为一个坚固的共识。而您常常呼吁大众关注被科学所“遮蔽”的技术的历史。那么我们如何廓清那种将技术视为科学附庸的图景？

江晓原：我们以前总是把科学和技术看成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东西，称为“科技”，并认为如果不重视基础科学研究，我们的技术就会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然而，科学与技术的真实关系并非如此。要考察科学是否是技术的基础，可以看科学和技术谁的历史更长。关于科学的历史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以近代实验科学的出现为界，另一种是追溯到古希腊；后者是迄今为止关于科学历史最长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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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科学形成之前，技术之花早已盛开。比如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中华文明……古代许多文明早就有了技术，但那时世界上还没有科学。在没有伯努利方程，没有流体力学的年代，秦代李冰父子就能建造都江堰水利工程了，至今还在灌溉着成都平原；在没有重力学和结构力学的时代，欧洲早就建造了有巨大穹顶的教堂。从历史来看，“科学是技术的基础”这个说法，至少不能涵盖时间轴上的全部，因为曾经有很长一段时期，世界上有技术而无科学。

很多时候，改变世界的是技术成就。每年见诸媒体的“十大科学进展”“十大科学新闻”之类，其中很多其实是技术创新，但我们却习惯将技术的功劳记在科学的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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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将科学和技术看成两个独立的平行系统。两者的功能不同，我经常说“科学画图景，技术见真章”。科学不断描绘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新图景，而技术才是去真正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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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D：事实上，我们观察到“科学至上”主义似乎正在慢慢地兴起。很多人相信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并将其归纳为很多社会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当下，我们该如何重新建构起对于科学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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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那些相信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认为——现有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只要时间足够长，最终依然可以依靠科学解决。同时，他们认为“科学造成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科学来解决”。相信“科学至上”的理念和哈耶克所谓的“理性滥用”其实是相通的。把理性用到不能使用理性的事情上就是滥用，而“理性滥用”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在社会迅速发展变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科学之外的力量，不能只依赖科学。

长久以来，大众认为相较于文学、哲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因其更加客观、严谨、精密……但实际上这只是在盲目崇拜中形成的对科学的想象。其实科学界非常清楚：如今许多科学实验无法重复；许多科学理论无法验证；许多科学发现仅停留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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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7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院部主席团就联名公开发表了《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特别提到“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现在情况变得更为明显，那种认为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的看法是错误的。

客观外部世界无法直接把握，我们只能通过科学理论这个图景去把握。霍金在《大设计》中所说的“依赖图像的实在论”就是这个意思。而科学是不断发展的，发展的结果就是不断更新的科学结论——所以“科学事实”是不断变化的。正因如此，当下的结论随时可能被取代，我们看待世界的图景也会不断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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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务之急是加强技术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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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D：有舆论称，第一流的基础科学成果，到现在已经有100年没有再出现了。难道说基础研究就不重要了？对于在不少科研领域仍处于追赶位置的中国来讲，又该如何审视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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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前些年，国内在争论要不要造大型对撞机的时候，杨振宁院士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盛筵不再”。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和你上面提到的现象有关——第一流的基础科学成果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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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基础科学的时候，必须意识到一点，在基础研究领域，世界一流的成果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很多领域近百年都没有突破了。而且基础科学还有个致命特征——它的知识产权是很难得到保护的，尤其是那些世界一流的基础科学成就，一经问世就成了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欧洲发达国家有充裕的时间空间在基础科学上多作投入，我们当然乐见其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就要和他们盲目“对标”。

我在国家统计局官网查询中国基础科研的历年经费时，发现过去二三十年间，我们的投入占比基本稳定在5%左右，2020年达到了6%。但我们的科技和产业水平却比许多投入占比更高的发达国家更强了。

我们当前面临的“卡脖子”问题（其实并未能真的被卡住），其实都是在技术上，不涉及基础科学，比如光刻机、芯片等都属于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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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础科学研究并不是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考虑到我国目前每年的科研经费总规模已经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基础科学占5%左右，就有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这样的经费规模应该已经足以维持基础研究项目及研究梯队的可持续性。我们真正需要发力的是芯片、北斗、5G、高铁、军备等应用技术。未来在迈向“科技强国”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加大技术转移、技术转化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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