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观点】新时代中国海洋观的形成渊源

新海洋观是中国领导人充分吸取古今中外海洋事业发展经验教训，准确把握国际海洋事务发展大势，继承和发展新中国海洋建设思想的产物。
- s, y& _3 f0 V一、充分借鉴中外历史经验教训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一个明显的轨迹，就是由内陆走向海洋，由海洋走向世界，走向强盛。”这一论断是对世界海洋发展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0 X/ L) d/ a4 e4 B, m1 {! v4 j从世界历史来看，自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6世纪的1000余年间，环地中海区域相继出现了多个利用海洋发展而称霸的国家，如古希腊、古罗马，初步显现了海洋对国家兴盛的积极作用。近代以来，世界强国基本都走上靠海洋致富的道路，即控制海洋——繁荣商业——工业优势——经济强国。从15世纪末至17世纪中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先后依靠占有和控制海洋，成为世界商业帝国。此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基本都是从走向大洋、建立海权，逐渐成为称霸全球或地区的强国，并走在现代化的前列。
+ l; ^4 F1 {% e. p2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西方列强通过海路向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等落后地区的扩张，虽然一方面打破了人类孤立封闭的状态，联通了世界，促进了世界各地的交流和发展；但另一方面，西方列强面海发展，首先重视的是发展海军，普遍采用武力手段征服落后地区，血腥屠杀土著居民，强掳非洲黑人到美洲为奴隶，用廉价商品交换当地珍贵的资源，用征服剥夺异国、异民族来发展本国。就此而论，资本主义海洋强国的发展史都充满了血腥与罪恶。西方列强为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而发动的战争也给世界和平稳定造成巨大破坏。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决定我们在借鉴西方海洋发展经验的同时要摒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做法。习近平曾指出，我们绝不会走历史上一些大国殖民掠夺的老路。那条路既与世界和平发展大势背道而驰，更不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我们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实现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
中华民族很早就知道利用海洋，“兴鱼盐之利，通舟楫之便”。春秋时期，齐国重视推进航海技术和商贸活动发展，“官山海”而齐国富。汉代不但打通西域，开辟陆上丝绸之路，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打通海上丝绸之路，曾多次派遣贸易船队经过东南亚到达印度洋东海岸。唐朝开辟的航路远达波斯湾、红海，更达东非沿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宋代隔舱防水技术和指南针在海舶的使用，远洋航运贸易能力迅速攀升。特别是宋高宗南渡时期，财政十分拮据，把开放海洋作为国策，市舶收入成为南宋王朝一项重要的财政来源。元朝建立以后更把发展海洋作为国策，海洋经济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明代前期，朝廷实施了较为积极的海洋政策，促成了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远航，在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 J, e/ g& S, g( ?虽然海洋经济曾在唐宋元时期有很大的发展，但强势的农耕文明阻碍了海洋经济地位的根本提升，朝贡贸易也限制了统治阶级对其重要性的认知。中国历代统治阶层“重农轻商”“重陆轻海”的观念弱化与延缓了中国人面向海洋、走向海洋的能力与势头。海洋经济在中国封建时代主要集中在民间和地方，并没有上升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明代中叶以后，世界大航海时代来临，西方殖民者大力向海洋发展。明清政府却逐渐从海上退缩。由于改朝换代和外部形势的变化，明清政府均曾实行“海禁”政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相关政策的直接后果是，“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至远之无方，故有以数千金所造之洋船，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
近代中国从海上退缩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国家错失了发展机遇，并因海防空虚、武备废弛而成为西方列强鱼肉的对象。1840—1919年间，日、英、法、美、俄、德等国从海上入侵中国达470余次，其中规模较大的达84次，出动舰艇累计1860次。西方列强运用炮舰外交，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变成了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新时代海洋观正是深刻总结中外历史经验教训的产物。
  s+ O% s5 B3 V( x8 U% r- q; N; S二、准确把握国际海洋政治发展的潮流
7 b4 V* K. q0 L0 |, n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海洋政治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这些新趋势对中国海洋观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
* m4 y8 H1 f7 R0 h; s1 G  N5 v. o国际海洋博弈总体是非战争方式。进入21世纪，尽管大国依然重视海权建设，海上军备竞赛依然激烈，但大国间的有效核威慑抑制了热战的发生，军事手段改变现状的难度与日俱增。伴随国际机制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海上军事力量的主要作用在于威慑而非实战，威慑、海洋控制、力量投送和海上安保将是未来海上力量的主要职能。“围绕国家海洋权益的斗争，日益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即对海洋的争夺和控制由过去的以军事目的为主转变成了以经济利益为主；由争夺有战略意义的海区和通道为主转变成了以争夺岛屿主权、海域管辖权和海洋资源为主；由超级大国、海洋强国对海洋的争夺转变成了沿海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国家海洋权益斗争的广泛参与。”上述海洋权益斗争，虽然依然可能引发冲突甚至战争，但更多却可以通过谈判协商等渠道和平解决。从近年国际海洋政治实践看，尽管一些国家曾因海洋权益或领土争端走向对峙，但几乎没有出现开火或伤亡事件，这说明和平解决或管控海上矛盾和冲突是现实可行的。
第二，合作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成为国际潮流。海洋对于国家和全球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全球海洋经济活动估计达3万亿至6万亿美元，为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90%的全球贸易是通过海洋运输进行的；95%的全球电信传输是通过海底电缆实现的；全球43亿人超过15%的动物蛋白摄入来自渔业和水产养殖业；超过30%的全球石油和天然气是在海上开采的；沿海旅游业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5%和全球就业的6%至7%。在开发利用海洋过程中，各国之间存在发展水平差距大、能力不平衡等问题，需要在资金、技术、市场、人才等方面展开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与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密切相关的是海上非传统安全挑战带来的威胁。在全球化时代，海洋自然灾害、海盗和海上有组织犯罪等威胁复杂多元，没有国家能够独自应对，国际合作应对是大势所趋。
第三，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海洋是人类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海洋作为地球的呼吸系统，存储和吸收世界30%的二氧化碳，而海洋浮游植物生产地球生存所需氧气的50%。海洋调节气候和温度，使地球适合不同形式的生命体生存。海洋对社会福祉至关重要。在大约150个沿海国家和岛国中，超过40%的世界人口，或31亿人，居住在距离海洋不到100公里的区域。无论一个国家是内陆国家还是沿海国家，它都通过河流、湖泊和溪流与海洋直接联系。气候变化(包括海洋酸化)、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造成的不利影响日益严重，正在危及世界部分海域。而海洋是流动的整体，部分海域的生态环境恶化将不断向其他海域扩展。国际社会已充分认识到海洋环境的恶化，并积极采取措施予以防治。在“里约+20”的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中，海洋占据了中心位置。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了2030发展目标，其中的“目标14”聚焦“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包含防止和减少海洋污染、防止海洋酸化、管制过度捕捞、保护沿海和海洋区域等七个具体目标和三个执行手段。这些具体目标和执行手段强化并重申了现有国际海洋议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包括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和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17年6月，联合国首次海洋大会在纽约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辞中强调，联合国第14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成为全球海洋治理的路线图。他在开幕致辞中就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提出了五点具体建议。
0 u" {* G  x4 d& q; h" e习近平曾指出，我们要顺应国际海洋事务发展潮流。新海洋观准确捕捉了国际海洋政治的上述发展特点，并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结合起来，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三、新中国海洋建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海洋工作和海洋事业发展。从毛泽东时期“重海洋防务”，到邓小平时期“重视发展海洋经济”，到江泽民时期“全面制定海洋事业发展规划”，再到胡锦涛时期“大力实施海洋开发战略”，新中国海洋事业经历了从“生存”到“发展”，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演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海洋事业百废待兴，海洋安全难以保障，为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新中国采取了三大措施发展海洋事业：第一，建立一支海上力量。中共中央军委于1949年12月发布命令正式组建海军。20世纪50年代，中国海军发展为三大舰队，即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新中国海军建设，他在为《人民海军报》创刊号题词时写道：“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1953年2月，毛泽东在海军“长江”号军舰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都是从海上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必须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第二，设立涉海管理机构。新中国成立之初，设立多个涉海管理机构，分别管理海洋渔业、海港、海关。1964年2月，国务院成立国家海洋局，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由海军代管，后又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强化了中国的海洋管理。第三，构建发展海洋产业。中央政府将海洋渔业、海洋盐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作为海洋产业的三大支柱，大力扶植和支持。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港口管理、造船、海洋油气等行业发展。
改革开放后，海洋事业进一步得到重视。1979年8月，邓小平指出，“当前世界各国争相把科技重点、经济发展的重点、威慑战略的重点转向海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中国要富强，必须面向世界，必须走向海洋。”在经济上，邓小平提出了“开放沿海地区、开发近海资源、开拓远海公土”，借助海洋发展国家经济的海洋经济战略。为实现上述目标，他批准“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重要部署。在海上安全方面，邓小平提出“近海防御”战略思想。他指出，海防力量一定“要搞大一点，要加强，要有一点力量才行”；“这个力量要顶用。我们不需要太多，但要精，要真正是现代化的东西”。在海洋领土争端方面，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
- q) {( a5 f4 E3 L0 |& V1 r1991年1月，全国首次海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制订了《九十年代我国海洋政策和工作纲要》，提出了“中国的希望在海洋”的观念，明确了这一时期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维护国家海洋权益”。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了“加强海洋资源调查，开发海洋产业，保护海洋环境”的要求。同年，国家海洋局发布了《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对21世纪我国海洋可持续发展作出了战略部署和具体安排，成为我国进军海洋的政策指南。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实施海洋开发”战略。2003年5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2006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纲要的第二十六章第一节提出了要强化海洋意识，维护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开发海洋资源，实施海洋综合管理，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进入21世纪后，胡锦涛同志以构建和谐海洋为发展理念，提出了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目标；他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与周边邻国的海洋争端，指出：“推动建设和谐海洋，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军建设上，胡锦涛同志提出“努力锻造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大力“发展海洋产业”。2008年2月，国务院批复通过《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对我国未来5至15年的海洋事业发展做了明确规划，具体涉及到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综合管理以及海洋公共服务事业等若干方面，力求实现建设海洋强国这一目标。胡锦涛同志还提出建设和谐海洋的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 Z& d$ p) o# X新海洋观是对新中国多年来海洋发展思想与实践的总结，并结合国内国际形势变化而进一步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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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节选自《新时代中国海洋观及其对国际海洋治理的影响》，原刊于《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5期
7 o, [; t7 c' p  x3 A% y$ _作者：胡德坤，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理事长、首席专家；晋玉，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