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权即海权

二零一二年夏，正值母校百年校庆之际，张謇之孙张绪武为我校（上海海洋大学，编制注）题词——渔权即海权。彼时我入大学仅一年，对张謇此痛感也仅一份不可名状的敬意。

史书载，“光绪二十九年，德国人用新法拖网轮船，在山东胶州洋面捕鱼，又设中国鱼业公司，欲集股一百五十万造船十四号，用电灯系网引鱼，招股则先尽洋商，次及华商，散布章程，明言不讳。夫沿海七省之洋面，我中国国家旧有之主权，亦我中国渔人旧有之生路也。假使德人实行此事，网大船快，电灯佐之，必非中国捕鱼旧法所能抵当。且十四渔轮，纵横洋面，是并我中国海权渔利。一旦而夺之二三，同志深以为虑，是以条陈。”“欧洲渔业自西历一千六百八十二年英人始设会于伦敦，凡畜鱼之法，捕鱼之具，莫不陈列比较，精益求精。由是订渔约，立渔政，设渔官，不数十年，由三海里之渔界，扩充至二千五百余海里。德法继之，美俄继之，意奥诸国又继之。渔业遂与国家领海主权有至密极切之关系。”

这是一九零四年，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为“护渔权，张海权”，提出“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的主张，我未曾经历那样的时代，未见过德、日等国侵渔之贪状，但从史料中我分明听见了蒸汽机渔轮的轰鸣，看见了中国绵延海岸线上异样旗帜，触到了那个时代有志之士高瞻远瞩的思想。

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明是千百年来汉民族生产生活的实践总结，当权者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来表达其统领的广阔疆域范围。郑和下西洋后，明朝更是实行海禁政策，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西方殖民者越过当权者自认为不可逾越的天然海岸线而打入家门，领海意识开始在有识之士的心中发芽。

而当我硕士毕业进入海洋领域工作后，这份敬意已悄然转换成为一种沉甸的责任感。

我出生于十堰，一座古老的内陆城市，她有另一个极具城市特色的别称：山城。从未接触海洋的我，自小对其之神秘心存向往。仍记得填报志愿的那晚，和父亲伏案讨论专业，“海洋科学”成为我俩一拍即合的答案。在经过四年的本科学习后，我对海洋的认知也不仅仅局限在“地球表面71%均为海洋、海洋水量约占地球97%、地球上共有四个主要大洋”等常识中。我了解到海洋主要热收支情况，熟悉柯氏力对季风及海洋运动的影响，掌握了月相变化与潮汐运动的规律......如果说海洋是一头巨鲸，我仿佛已摸着它的胸鳍，感受它的呼吸与心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建设海洋强国为目标，积极推动海洋资源开发建设，加快布局沿海经济活动，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前提是要精准掌握海洋环境动态变化情况及相关内在规律。我国拥有1.8万千米漫长海岸线，但海洋环境监测却起步较晚，我越来越认识到，理论知识虽可以认识海洋，但终究要付诸于实践中。于是毕业之际我选择继续留读本专业进行深入学习。研究方向从理论转为实际，开始跟随我的导师进行海洋近岸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三年的实践生涯，我眼见江苏盐城及滨海一座座发电风机立起，跟随专项小组携带专业仪器及防护措施乘渔船前往指定方案点采样，再护送样品至实验室进行专项分析；驱车沿大丰市风电路由行进，观测沿途鸟类生境以研究当地生态特征；在福建霞浦负责海域使用论证及海洋环境影响评价，见证渔港新生......

工作后的这三年，我与技术团队共同承接了港池填海工程、泊位施工项目、航道疏浚项目、跨海大桥工程、石化码头项目、核电风电项目等一系列海洋环境监测、研究任务，为工程的环保施工保驾护航，为国家海洋环境监管提供科学数据；我们沿全国海岸线承接各类生态修复项目效果评估，对以往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进行评价与修复，承接并开展全国近岸海域大航次项目、全国及省市海洋公报编制项目、全国倾倒区选划论证项目的等，对全国沿海各养殖尾水进行检测，各类入海排污口进行核查溯源，负责各类生态环境部下达的任务，为祖国的绿水青山奉献自己的力量。在为各类沿海企业及政府服务的过程中，始终以心换心，携手共赢。

而我也逐渐明确了前进的方向。我们的工作并不是机械重复某类项目的调查与监测，在调查与监测的过程中，感受的是作为海洋人的责任感。就像一百年前张骞喊出“渔权即海权”那样，在我国海权所至之处，出具公正、可信的检测报告，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履行保护海洋的职责，是作为海洋人的坚守。

我国海洋环境监测工作任重道远。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在国家建设体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作为中国万千海洋科学工作者的一员，我深感荣幸亦心怀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