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观点】中国海洋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框架

荆悦来 · 发表于海洋标准 2022-11-26 23: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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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统论角度出发，中国海洋话语体系由话语主体、话语对象、话语指向、话语内容、话语形式、话语平台和话语反馈等七个要素构成。它们之间的关系见图1。全球海洋治理是中国海洋话语体系建构的环境背景，它不断向中国海洋话语体系输送信息和需求，成为海洋话语指向的重要来源和依据，牵动着中国海洋话语体系的整体变化。通过海洋话语体系各要素的互动，实现一定的话语共识和方案，促进全球海洋治理主体的制度建构及行动安排，进而影响全球海洋治理的进程。就海洋话语体系内部要素的关系而言，海洋话语主体围绕海洋话语指向，产生特定的海洋话语内容并形成一定的话语形式，通过各种海洋话语平台实现对海洋话语对象的传播和影响，而海洋话语对象也会通过话语反馈渠道将话语影响结果传递给海洋话语主体，成为其调整新一轮海洋话语的依据，从而形成相对闭合的话语系统运行循环。在该系统中，任何要素都缺一不可，并对其它要素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各要素功能的充分发挥并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是提升中国海洋话语体系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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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国海洋话语体系要素构成及关系

一、海洋话语主体
1.国家政府。
在当前国际海洋话语舞台上，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交互性趋势，但主权国家凭借其独有的政治优势和参与机制，始终处于核心话语主体地位。我国参与海洋治理的政府主体包括国家领导人、国家机构、海军、地方政府机关以及中国驻外使馆等，主要通过国家间交流互访、新闻发言以及主导或参与国际海洋事务来实现话语表达。政府的海洋话语政治性较强，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对象，对国内外海洋话语传播具有导向作用。
2.海洋智库。
我国海洋智库是以海洋公共政策为重要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海洋决策为目标，以国家海洋利益为导向，以社会责任为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典型的代表如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中国南海研究院等。其话语主体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致力于为政府制定海洋发展战略、实施海洋具体方针、解决国际海洋争端提供咨询和政策方案，通过制度化形式参与政府制定海洋治理决策和对外话语方案。另一方面，通过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参加国际研讨会、开展人才交流与培训、建立互联网平台等方式，向全社会普及海洋知识，成为对外传播中国海洋智慧的重要载体。
3.媒体。
媒体是中国海洋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主体，尤其在话语传播领域更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可以实现话语传播的及时性和广泛性。中国海洋话语的主流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具有代表性的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环球时报》、中新社等。它们兼具话语主体和传播平台的双重属性，可以按照自己的立场，选择和处理话语传播内容，具有把关人的角色。
4.跨国活动涉海组织。
跨国活动涉海组织是以一国为基地，通过对他国进行投资、开展合作，或在他国建立分支机构等方式，从事跨国性海洋治理相关活动的组织。以中国为基地的跨国活动涉海组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国际性的海洋非政府组织，如APEC海洋可持续发展中心、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等促进国际海洋合作的组织；一类是从事跨国投资经营的涉海跨国企业，如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等。在全球海洋治理中，跨国活动的涉海组织可以发挥人才、信息、资金和技术优势，在不同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进行信息沟通和行动协调。
5.民众。
随着信息传递技术的大众化以及海洋意识的普遍提高，民众的话语主体地位日益突出。一是可以直接或间接表达海洋话语，如在国际网络平台发表意见，就一国的海洋战略实施投票，对一国海洋行动表达看法等，其中一部分具有专业知识或者网络号召力的人士，更是不容忽视的话语力量；二是与其他主体合作发挥作用，如通过与上述话语主体构成人员的接触，输入自己的观点；三是自发组织行动以表达对某些海洋事件的态度，如中国部分渔民为维护南海岛屿主权，自发组织登岛宣誓主权行动等。另外，对于中国而言，不仅国内民众是重要的话语主体，海外华侨、华人们也可以作为我国民众主体的一部分，他们与其他国家民众有着更多的接触便利，是传播中国海洋话语的重要中介。
二、海洋话语对象
1.对象国及其成员。由于陆地和海洋联系，无论沿海国还是内陆国都越来越关注海洋，努力在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影响全球海洋问题的解决。因此，中国海洋话语的对象国不仅是沿海国家，也包括内陆国家，话语对象不仅包括国家政党和政府部门，也包括社会层面的民众、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跨国性非政府组织）、企业（跨国企业）等成员。
2.国际政府间组织。
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具有一定话语影响力的国际政府间组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全球性组织。他们是以关注全球海洋问题解决为导向，协调全球各国行动体为目的的组织，最典型的是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国际海事组织等。他们在全球海洋治理方面具有合理性权威，也经常为各国话语交锋提供重要平台。第二类是区域性组织。主要是为治理特定海域问题成立的组织，例如国际捕鲸协会、北极理事会等。他们在特定海洋治理领域或事件中有比较权威的话语权。
3.国际涉海非政府组织。
国际涉海非政府组织是指活跃在国际社会，关注某些全球海洋问题，具有非政府性和独立自治性特征的组织。随着北极、南极开发成为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领域，大量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北极治理中就有萨米理事会、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等组织。而在南极治理中比较活跃的有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南极洲和南大洋联盟、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等多达30多个组织。这些组织成员或是特定海域的利益攸关方，或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在不便于国家出面的海域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海洋话语指向
1.全球海洋问题。
全球海洋问题的本质是人与海洋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当前来看，以下几类全球海洋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一是全球海洋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如海洋塑料垃圾污染、海洋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二是海盗及海上恐怖主义问题，两者都威胁着国际海运业以及相关人员和船只的安全，而且有合流的趋势；三是海洋领土争端问题，随着人类对海洋利益的争夺日趋显现，区域乃至全球安全不断受到威胁；四是国际公共海域开发问题，国际公共海域是人类未来生存发展的重要空间，随着各国日益加大对公共海域的开发，过度和无序开发现象大量出现，需要通过有效的对话机制和制定海洋规则加以解决和规范；五是海上突发性事件，如美国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中菲黄岩岛对峙以及海上船只相撞或沉船事件等。如何有效防控和解决海上突发性事件，成为各国海洋话语表达的重要指向。
2.国际海洋议程。
国际海洋议程可以理解为促进议题得到国际社会关注和重视，且最终可能成为国际制度的过程。从目的和使命看，主要有两类国际海洋议程，一种是事务性议程，包括对具体海洋问题的解决、对各国争议或纠纷的处理等，这类议程往往问题设置较明确、主体也较具体，各议程之间有明显界限，议程经过讨论后会形成一种决定，回应各方当事人；另一种是制度性议程，通常以制定适应全球或特定区域的具有普遍性、适用性的规则、标准、政策为目的，其使命是形成制度性规范，维护海洋秩序，规范各方主体行为。事务性议程的讨论结果往往会引发制度性议程，而后者所形成的规范在现实中也经常引发新的事务性议程。
3.国际海洋规则。
国际海洋规则是各国通过协商形成的解决共同海洋问题、规范各方行动的准则和标准。由于国际海洋秩序越来越依赖制度化治理，制定国际话语规则成为各国博弈的主战场。当前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所涉及的国际海洋规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行为规范类，包括公约、条约、行为准则、决定、协议等，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等，它们对缔约国或签署国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和规范力。另一类是行业标准类，主要用于规范海洋生产过程、海洋技术操作、海洋成果应用等。在行业标准制定中，国际非政府组织是重要主体，如国际标准化组织船舶与海洋技术委员会是船舶领域国际标准的主要制定机构。同时各沿海国家依靠自身技术优势，可以在某个行业领域内制定行业标准，并推动其上升为国际海洋标准，一旦成功，该国在这一行业国际标准制定、解释和应用方面就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
三、海洋话语内容
1.话语理念。话语理念是话语内容的基本内核，规定了话语内容的方向和基本样态。具有说服力的话语离不开先进话语理念的引领。中国传统社会“以和为贵”“合作共赢”的理念至今对我国处理外交事务、建构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有着指导性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蓝色伙伴关系”“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具有中国特色全球海洋治理理念，既有助于建立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国际海洋新秩序，又直接影响着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话语理念和方案。
2.议题认知。
全球海洋议题认知就是针对全球海洋问题、海洋议程、海洋规则制定和实施进行概念界定、问题诊断和归因分析。一方面，议题认知决定了其后的话语内容和方案，另一方面，体现了话语主体的认知能力和水平，认知越清晰，对议题内容把握越具有深度，在与其他主体进行话语博弈中才能立稳脚跟，切中矛盾焦点和对方话语要害。
3.利益诉求。
利益诉求是各国海洋话语权建构的出发点和实质所在。从当前各国话语表达的利益诉求来看，日益呈现三种趋势：一是共性的利益诉求和个性的利益诉求相融合，就是将自身国家利益与各主体普遍关注的利益诉求融合起来，在话语内容上尽量体现大家的共性利益点，进而输入自身的国家利益；二是显在的利益诉求和潜在的利益诉求相统一，从利益诉求表达上，有些话语可以明确表达利益诉求，让其他主体承认和接受，而有些话语则需要进一步思考才能明确其背后潜在的利益诉求，通常这种诉求因不便表达或容易引起别人反感而采取隐藏策略；三是长期的利益诉求和短期的利益诉求相结合，为了形成长期的有利格局，话语主体既要考虑短期利益得失，也要明确自身的长期利益诉求，在话语内容上会有所考虑和设计。
4.话语主张及方案。
这是一国海洋话语体系最具体的体现。首先，全球海洋问题和事务的处理必然依赖于一定的处理思路和方案，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参与各方，都有权利和义务提供话语主张和方案；其次，话语主张和方案存在可比较性，优势的话语主张和方案更具有竞争力；最后，为使本国所持有的话语主张和方案更具有竞争力，需要在话语内容设计上围绕针对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做好工作，并在语言使用和规范上做到易于理解和接受。
四、海洋话语表达
同样的话语，其表达方式不同所产生的传播效果是有显著差异的。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舆论环境。全球化语境中的海洋话语传播，面对的是千差万别的全球受众，不可能只提供千篇一律的通稿，而要“对症下药”。这就需要在话语表达上体现多样化、差异化。一方面要注重话语表达创新，以适应全球传播话语方式的转变，即由宣传式话语向传播式话语转变，由文件式话语向交流式话语转变，由结论式话语向启发式话语转变。[17]另一方面，坚持分众化原则，充分尊重和承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根据话语对象的文化心理和认识结构，采取多样化、本土化和针对性的话语表达方式，消弭国际社会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传播困境。
五、海洋话语平台
1.公众媒介。国际信息传播的公众媒介既有传统的国际电视台、报纸海外版，又有新兴的互联网、自媒体；既有国家媒介，也有地方媒介；既有官方媒介，也有非官方媒介，它们相互影响，甚至相互融合，成为国际话语传播的重要平台和渠道。互联网的出现与飞速发展，为信息的传播构建了一个流动的空间，扩大了海洋话语传播的平台规模。
2.国际海洋会议。
国际海洋会议是话语传播主体，尤其是国家政府彰显其国际形象和全球海洋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平台。一方面，各话语主体借助国际海洋会议如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就某一海洋议题进行话语交流，并形成话语共识和一系列的规则制度。积极参与各类国际海洋会议，可以让世界看到中国的身影，听到我们的声音，避免缺位和失语，从而对中国海洋话语权建构起到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主办方通过举办国际会议设置海洋议题，如在中国设置“世界海洋科技会议”“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等，有助于向世界表达中国海洋话语。
3.国际间的互访活动。
国际间的互访活动提供了国家领导人相互接触和沟通的机会，也成为就特定海洋议题交换意见、传播一国海洋治理理念的平台。近年来，我国频繁开展国家间互访活动，例如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出访欧美、非洲等国家，主动、及时、深入解读我国在海洋治理问题上的主张。同时，国外相关代表也到访我国，就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成果与经验进行分享和交流。国际间的互访活动，一方面是建构国与国之间合作、互信关系的重要通道，有助于营造海洋话语传播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借助于互访活动，可以有针对性地就双方关注的海洋问题发表看法，容易形成相对统一的意见和建议。这在中国海洋话语传播中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效果。
4.对外援助计划和海洋合作项目。
主权国家对外援助计划，包括政府项目和民间项目，对改善受援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传播援助国价值、思想和文化的重要平台，如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日本政府援助非洲一系列计划等都对国家形象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海洋合作项目同样具有类似功能，但其实施对象和领域更为广泛，只要存在合作的共赢点，都可以开展合作项目，如中国与新西兰加强在南极科研、后勤支持、环境保护和人员交流等方面的合作等。借助于合作平台，对于双方建立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解决话语分歧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六、海洋话语反馈
海洋话语反馈，强调的是海洋话语内容传播后的效果和影响，是判断一国海洋话语影响力的主要依据。一方面，根据话语反馈的情况，话语主体通常会调整话语传播方向和策略，如果反馈效果好，就会进一步强化之前的话语传播渠道和方式；反之，就会反思话语体系及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加以改进和解决。另一方面，不断地进行话语反馈和调整，是最终形成话语共识的必经之路。中国海洋话语影响力不应仅停留于追求某一话语对象对其话语理念和方案的认同，而应放置在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追求更多的制度性话语权。由此，优化中国海洋话语体系，需要尽可能完善海洋话语反馈渠道和机制，提升对海洋话语反馈结果的重视和使用。

文章来源：节选自《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中国海洋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框架》，原刊于《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1年01期。
作者：张玉强，广东海洋大学广东沿海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教授；孙淑秋，广东海洋大学广东沿海经济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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