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伶：大国竞争时代美国陆军的思维模式

美2018年版《国家军事战略》提出，美军的战争准备要保持一种平衡的“拳击手态势”。时任参联会主席邓福德的释义是：“由于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在何时、何地或何种条件下进行，美军必须保持可攻可守的拳击手姿态，保持与任何潜在对手作战并取得胜利所需的力量、敏捷性和韧性。” “拳击手”一直是美军作战风格的“代言人”，许多重要作战计划或军事行动都与“拳击”有关，如冷战初期对苏作战的“吊球”计划，海湾战争的“左勾拳”计划等。作战风格只是显性表现，其背后则受军事思维模式影响，而军事思维模式又受军事传统、对近期军事冲突的解读（特别是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对当前威胁与机遇的理解，以及对未来战争的设想等的共同影响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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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陆军思维模式的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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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陆军自1775年建军至今，逐渐形成了三种军事思维模式：

一是卫士型。

以美前参联会主席鲍威尔为代表，认为战争是科学与艺术的集合体，但更强调科学，主张做好关键防御、发展最新装备、建设小而精干的职业化军队等。

二是英雄型。

典型代表是巴顿，强调人是最关键的因素，更为重视军事天才、经验、勇气、荣誉、纪律等等，主张“战争是一门艺术，不可能用固定的公式来解释”。

三是经理型。

马歇尔、艾森豪威尔是典型代表，认为战争是政治与经济竞争的外延，也是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一切要为此服务，而且是最有效率的服务，主张指挥链的科学、兵力结构的优化、预算优先项等。相较而言，

卫士型追求战争的可预测可控性，英雄型追求军队的适应性与创新性，经理型追求战争的高效。

上述三种军事思维模式并不相互冲突，总是同时存在，只是有时某一种稍占上风。如海湾战争后卫士型占上风，美《陆军愿景2010》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写就的。在《陆军愿景2010》中，美陆军进一步提出了“主宰机动”“精确交战”“全维防护”等概念。但与此同时，曾在海湾战争中大放异彩、具有典型英雄型特征的陆军上校麦格雷戈，在1997年卫士型最盛时写就了颇具经理型特征的《打破方阵》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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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战争中，麦格雷戈率领10辆坦克和13辆布拉德利战车与伊拉克共和国卫队正面对抗，在23分钟的战斗中一举摧毁近70辆装甲车，所率部队无一人伤亡。但这一不按套路出牌，具有明显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做法，受到许多人诟病，批评他在作战中没有请求炮兵支援或向上级请求支援，将部队置于险境。1997年科索沃战争使卫士型思维如日中天，但麦格雷戈认为仅靠先进技术装备无法让美军赢得未来战争，美陆军需要对兵力结构进行重构，增强可部署性和多能高效性，同时提出了“侦察打击群”概念，这一概念即是美陆军多域战的前身。根据这一概念，美军可高效吸收先进技术装备，提高现代化水平，而且运营维护成本也将大大降低。这是典型的经理型理念。可惜的是，进入新世纪的反恐战争让麦格雷戈的思想被束之高阁，本人也因此不能晋升，最终于2004年以上校军衔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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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理型思维模式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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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美陆军在重新评估未来部队和作战概念的过程中，开始关注“侦察打击群”概念。2017年，美陆军公开发布多域战概念1.0版。2018年，美军因应战略调整，各项战争准备和未来发展都向大国竞争聚焦。美陆军随之更新、发布了《多域作战2028》。2019年1月，首支营级规模的多域作战营正式成立，新型组织架构由情报、信息、网络、电子战和太空战链等组成，麦格雷戈的思想得以体现。同时，美军层面推出全域战、全域指挥控制等，并且在军事指导思想中对任务式指挥做了重点强调。美军认识到，现代信息技术没有拨开战争迷雾，战争仍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混乱不可避免，混乱中往往蕴含着胜利的机遇，因此要给下级足够的自主权，信任是指挥的灵魂，战场仍然呼唤英雄。据此，美陆军未来司令部详细构想了赢得大国战争的作战样式，具体即“

竞势、破入、割裂、利用、再竞势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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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美未来司令部赢得大国战争的作战样式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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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竞势，是指通过增强赢得信息战、政治战和非传统战争的能力、通过情报和反情报，以及展示可信威慑、拓展优势空间，为后续遂行军事行动赢得主动。所谓破入，是指通过使敌方远程打击能力失效（或不能发挥应有作用）、限制敌方部队机动能力，以及己方在战役和战略距离上高效机动等破入形式，打破战略或战役平衡。所谓割裂，是指割裂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打碎敌方依凭本土优势和近中远程警戒与打击优势所建立的“金钟罩”，尔后以多个小规模作战或欺骗性作战行动，让对方难以集中兵力，只有招架之功，打乱仗。所谓利用，是指进一步扩大机动作战的自由度以挫败敌人的作战意图，战法是使敌方的中短程系统失效，切割并打败敌方的机动作战力量。所谓再竞势，是指在取得作战胜利后进入再竞争状态，进一步扩大前期战略、战役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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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否契合大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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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上述设想确实体现了美国所认知的大国竞争、大国持久战和全域战理念，但大国竞争与持久战并不是美国一家所能决定的，且其具体落实还受到体制机制、技术、装备、人员、预算等多重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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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获美国第15届“国防部长‘国家安全’论文竞赛”奖第一名的文章是《见微知著：理解中国的威慑信号》，文章提出竞争中的大国均希望避免发生军事冲突，如果开战，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将付出惨重代价，故而大国间更倾向于通过威慑而不是强迫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美国需要读懂来自中国的威慑信号，防止因误读误判导致做出错误决策，进而引发灾难性后果。事实上，早在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时即指出，“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从本质上说，大国竞争首先是大战略层次的政治、政策问题，军事虽然是大战略工具箱中极其重要的筹码，但单靠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政治问题，美军无论有多么强大、先进的军备，也解决不了因大战略，特别是政治决策失误带来的问题。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强调的“战争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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