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地球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一些批评和建议（孙贤鉥）

大佬陈 · 发表于谈天说地 2021-12-11 00:32:07

　　前言

　　最近我写了四篇评论中国大陆地球科学研究有关的杂文，准备投到大陆地球科学杂志或者报刊出版。同时也希望台湾的同行们有可能也看到这些杂文，对大陆的情况增加一些了解，甚至因“似曾相识”而引起回响。两岸的来往近年来不断地增加，如果我们希望有好的成效，则“以诚相待”是很重要的，这是我对这篇杂文“一鸭两吃”在两地发表做法的解释。从70年代中开始我和大陆的地球科学工作者来往，1981年第一次到大陆去访问。十多年来我自认投入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关心。两年前开始我觉悟到许多努力基本上是浪费了，我的投资成效很低。不免要问：为什么会如此？如何能做些更有效的事？作了些思考之后我的结论是写些建设性批评的杂文。如果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振奋，则其结果比我所能做到的实质的帮忙更有意义。

　　读者和作者有不同的经历、立场和偏见，因此，杂文中的许多话可能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和不同意。由于作者对中国大陆的近代历史缺乏亲身的感受和体会，不免要犯“隔靴搔痒”的毛病，以至于很难把握分寸，写得透彻。但愿读者能超越文章中肤浅的成分，不必顾及作者是否有些狂妄、崇洋、自大，或文章中说教成分太重不够含蓄，而着重较深层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作者无意于站在西方工作的环境中对中国的同行们做道德的批判，也无能力冒充自己知道答案，如何去解决大问题。作者批评留学生时也包括批评自己。四篇杂文以“大师”、“现代化的贵重仪器”、“年轻人”和“学风和自我教育”为主题，借题发挥。希望能达到一些“解咒”、“当头棒喝”以及“号召同志奋起”的功效。

　　一些人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为科学发展苦苦地奋斗，使我们由衷地敬佩。批评年纪大的“大师”虽然是基于实情，不免有失厚道，但那是无可奈何，必须面对的。在这同时，我对许多大师曾经为中国的地质事业打基础，做贡献表示敬意。杂文中许多的批评是抽象的泛指，并不表示毛病都集中在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身上。中国政府对贵重仪器设备往往做大量的投资购置，有时令西方人羡慕。但这些仪器至少在地球科学界，往往成为少数人的“生产工具”，只顾增加私人的收入。做出的数据是否正确、有用，似乎不关他们的事。这样的结果，使用数字的人往往不懂得基本的原理，更不用说如何擅于运用这些数据。投资贵重仪器的结果往往成了大浪费，不必有任何人负责，大家所接受的无可奈何的现实，在这个情况下怎样去发展踏实的学风？做有深度的研究？培养年轻的一代？避免“买办”式人物的得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优良的学术环境的形成除了需要改善生活条件之外，还需要文化环境的结合。等十年后大陆的经济有了很大的改善，可能有大量的“留学生”、不归的“访问学者”回去讨生活。其中有精英也有在国外找不到工作或被击败者。我们不能期望、等待他们回国后再对建立优良的学术环境做出大的贡献。因此，必须现在就依靠国内有识之士，“有心人”加上少数已归国精英的共同努力。

　　在这些杂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曾得到一些朋友的热心支持和鼓励，特别是南京大学的周新民，中科院地质古生物所的陈丕基，北京地质大学的喻学惠，科技大学的李曙光，地矿部地质研究所的刘敦一，中科院地质所的王凯怡和广州地化所的李献华。他们不但建议草稿的修改，并且出主意增加了一些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有深刻体会的字句和段落。由于他们的帮助使得这些杂文能不过分地脱离现实并减少了一些“尖酸刻薄”。藉这个机会我诚心地感谢他们。这些杂文现在能在“中国矿业报”和“地质”两刊物上登出，主要得归功于王凯怡女士和台大地质系的钟孙霖先生二位的推荐、支持和幕后所做的努力。另外值得记一笔的是：这些杂文的剪裁版差一点就能够“过关”而发表在“中国科学报”上。“中国矿业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的剪裁版“大师的悲剧”之后，其余的三篇被枪毙了。这些情况当然也说明了一些问题的存在。

　　（一）困境与解脱：论突破前人的规范

　　最近借到一本某位中国地质学大师总结一派之言和成果的书，作者是位我所敬重的长者。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感到复杂的心理困扰。多年来堆集的一些感想不断地涌出来，经过了一番整理在这里写出来提供给有心人作参考。几十年来中国有一些地质界的前辈在国家很困难、孤立的情况下发奋图强，怀着民族的自尊心，在困境中挣扎，勇往直前，终于也为他们自己创造出国家级大师和权威的地位。除了对他们的心志和气魄我有敬意之外，我发觉他们之中有很多善良、敦厚、令人可亲的长者。然而，对许多大师的一家之言，我常常感到不敢领教。

　　有人可能指出，许多这些大师的理论虽然自成体系，也曾风行一时，但现在一般人对它们没什么兴趣或置之不理。自然胜利法则的运行，只要他们过世了，那些理论也就逐渐瓦解成为历史上的遗迹。我们可以不必浪费时间为去它们伤脑筋。对于这种说法我能够理解但不能同意。现在是解放思想的时代，许多过时的“真理”不断地我们的眼前土崩瓦解。如果我们能够澄清问题的根源，将会使很多人有从困境中突围的解脱感。这样作很有建设性的意义。很明显地，在孤立、不良的发育环境中成长，患难中成熟，对中国地球科学思想的进化是极不利的。大师们难免被青年时代所学到的概念和思想所限制。由于对近代西方新观察、发现、新思潮，及思考方法的形成和演进不能有深入的理解，以致他们的研究成果不能汇聚到现代地质思想的主流之中。更不幸的是，在表面上往往还带有强烈的敌对和反抗性，虽然仔细分析之后能发觉事实上并非如此。

　　近代革命性的“板块构造运动”理论成熟阶段在六十年代中期。很不幸地中国当时正在进行史无前例，反文化的“大革命”，因此失去了宝贵的参与机会，没人能够深入体会当时的思潮的演化，发展以及在开始时许多反对板块理论的人在思想上所经历的变化，包括了反抗、困惑、震撼、反思、转化、狂喜和顿悟。随着板块理论的发展，其它许多地球科学的理论也突飞猛进，面目一新。中国的许多地球科学家们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和资讯的封闭以致对外界的新思潮不能作有深度的理解，造成了长远的不良影响。一些地质界的大师对板块理论以及相关的新知识的无知和误解是我亲身体验过的。据说，1992年9月份在北京开的中国地质学会70周年纪念会上，有人(但不是大师或老人)专题报道板块学说，指出一共有18个学派。这样的说法使得在场的唯一西方人Roye Rutland教授感到哭笑不得。直到现在仍然有些少数人保持使用着板块理论出现前的语言和概念架构，不肯提“板块”这个名词。他们对新知识和观察似乎知道并且能引用在自己自成体系的理论之中，提出反对板块理论的例子往往是过时的争议。他们往往患有自恋症，缺乏自知之明，而看不到自己模式中的大毛病、致命伤。从事地球科学的研究工作除了大自然吸引人之外，它有很大的发展才气的空间和出新主意和花样的机会。但因此也容易在缺乏警觉性和自知之明的情况下误入歧途，越走越远，终于“走火入魔”。由于中国缺乏优良的科学文化传统而容易导致严重的“学风”问题。一些人使用自创的名词和表达方式去重复表达别人的意思和解释新的科学观察，以为这样就是创新，说明自己理论的证实。进而忘记了应当对西方人才辈出，严格辩难下发展出的理论认真对待的态度。做科学研究应该走自己的路是重要的，但由于缺乏严格、明确、清晰的思考能力和表达方式往往造成被幻象干扰。如果这时缺乏尖锐的自省工夫，客观地去证伪和试错，容易受好名、利，好胜心的误导去发展一家之言，自成一派，进而自觉地或糊里糊涂地被捧成大师、理论家。如果再加上门徒们的吹捧和护卫则不难走上“天南一霸”和“东方不败”的老路子。到了中、晚年许多大师或许早已忘记了年轻时代自己心中所发的誓愿“志在振兴中华”，而逐渐地转变成了科学和人文进步的阻碍。这是多么带讽刺性的中国式的悲剧。然而，我们也不应当低估这些大师们对当时的贡献和时代的意义。有时我想，如果这些人生活在西方的环境里，他们可能也是成为大师的材料。但这样的思考却不能也不应该取代我们对学术基本原则应有的执着。有人可能会不耐烦地指出，现在主要问题是解决经济问题，改善个人的收入，其它都是次要的。没有钱，没有研究经费如何去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在接受这个论点的同时，我想指出心境的改善和解脱也是很重的，不然当经济改善之后，科学研究可能仍陷在困境之中。

　　在反思的情况下，有善意的老一辈的大师和领导们不难回想起自己所经历的逆境和困境，转而希望年轻的人有着不同的、较好的发展环境。希望他们能充分了解现代西方的研究情况，热衷于科学研究方法，不要继续打糊涂战。希望他们能用最现代的研究方法去整理国故，清理桌面，重新解释以往的观察，不要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希望他们的成果终于能汇聚到现代地球科学研究的主流之中并且有重大的贡献。这样作能帮助中青年人的思想得到解放，使他们能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掌握一定的决定权，同时不必再担心如何在狭缝中求生存。

　　当我们解咒之后从烟雾中走出来，平心静气地分析历史的演变时，或许我们能重新找回一些对前辈大师们的理解和同情。

　　（二）理想与现实：论地球化学的研究和发展

　　去年中看到中科院发表了改革计划，预定在20世纪结束之前“精简”机构，并且鼓励杰出的研究员流动，以保持“活水”的状态，接着又听说中央政府收到政协的建议，决定拨款七亿人民币给中科院研究所(共约140个)买大型现代化的仪器。对这些好消息除了欢迎之外，我们也不免有一些相关的思考和疑问。以目前中国各种改革所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的作法不免令人担心遇到水淹过顶和迎面巨浪来的时候，“精简”会不会成“精减”？如何去吸引杰出的人才留下来、加进来？如何使买来的仪器有效地使用并且避免遇到走了“司机”没人开车的局面？有人会说在目前巨变失控的情况下大家都是受害者，为了维持生存都发生问题，那里还能顾得那么多？问题实在太大、太多了，网路牵扯不清。面对困难大家都有无力感，明知道入口只有几步路远，但要走到那里却须要浪费时间和精力，转许多弯。以致到了入口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无能为力了。所以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说了也没用，目前只好走一步算一步吧。只有等待国家的经济好转、改善之后问题自然会减轻的。这种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是关心目前工作实效的人须要面对现实。对于冷酷的现实须要多作入微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须要大家共同去寻找可能解决办法。很明显，现代化的仪器必须有现代化的思想、工作方法和研究环境配合，须要有多的年轻人积极参与。不幸地，目前的情况往往是贵重仪器和实验室被少数人把持，作为小集团的生产工具，只顾收钱，而不关心作出的结果是否有用。因此，失去了当初购置贵重仪器、建分析实验室的主要目的和意义。往往作出一塌糊涂的分析数据，造成全国大浪费，甚至为害。许多工作人员早已忘了如何去学习新技术和新思想结合。一旦主控仪器的人跳槽、退休或者申请出国去了，价值几十万美金的仪器甚至就由一、二个中专学历的实验员主管，仪器的使用往往一路走下坡甚至停摆。这个情况显然不能让它继续下去。

　　我们关心在改革的过程中如何能改善研究的环境和士气，如何能让有潜力作研究的年轻人出头。由于“历史因素”造成了目前许多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对新知识只能道听途说，拾人牙慧，对现代的仪器更不在行。他们对研究已经弹性疲劳，欲振无力，失去了敬业的精神和责任感，实在没有能力去指导那些有潜力作研究的青年。但他们却主控着许多杰出青年的前途和展望。许多青年在长期被当下手、跑腿的情况下终于丧志，心冷，造成了个人和社会的巨大损失。令人看了伤心！有些领导缺乏行政管理的方法和能力，往往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作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但结果造成了局面失控。如果说机构的领导或大计划的负责人都无心培养或希望青年人出头，可能是不确实，冤枉的。但不幸地，表面上看来的结果却往往给人如此的印象。问题虽然是多方面的。领导们成天开会，应酬宴会，忙得没命，自顾不暇，往往也不知道该如何在学术研究方面去培养年轻的一代，如何去为他们创造研究的环境。有时他们感叹找不到适当的、能定下心来的年轻人接受培养。有时又遵照政府的旨意，通过简单的选拔，着重于他们的背景资料，给少数年青人以几十万元的大项目，以为这样做就尽心尽力了，并对海外学子起了吸引力。其实它忽视了一个严肃的事实：年青科学工作者最终的成长往往是不能事先预料的。因此不能，也不应当把“宝”压在这几个项目和这几个人身上，而忽略了基本条件的创造和改善。年青人需要让他们在奋斗和竞争中成长。另一方面，年轻人往往“心不在焉”，浮燥，不曾经过真正的苦干、挣扎，过早地承认自己被环境多击败，无能为力，心灰意懒地放弃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去谈“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国有许多数理化底子好的学生，如果能加以适当的栽培，有可能在短期内成为好的研究员。如何去达成这个理想是个大难题。除了接受栽培之外，显然地青年人本身须要有所觉悟，要有抱负，肯努力，主动地多看和自己研究相关的国际新杂志和书刊，关心方法论，避免闭门造车自成一派。值得多和杰出的年轻研究员和归国留学生交往，从他们那里学习有用的新技术、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机构的负责人和基金委值很考虑支持年轻的工作者不必挂名在别人之下申请研究经费，以增加他们的独立性和自负成败。值得考虑加强国内、两岸和国外不同机构间的联合培养人才，著重中国大陆的课题。

　　现代的科技研究突飞猛进，须要对仪器的功能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善于利用仪器和前锋的研究要求结合。为了使仪器正常使用，不沦落到以往大浪费的同样后果，管理体制的改革、学术思想的更新和地质实践的加强越加地迫切。除了选购仪器和应用时须要有良好科学道德和责任心强的人负责之外，培训工作人员(包括研究员)的修护能力更必须认真严肃地去执行。整个过程中须要有杰出的年轻研究人员加入、努力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让年轻人参与重大的研究计划，担负重任，到研究课题的前沿，并且由他们领头主写文章，能激发他们的上进心和自发的努力。如果能及时加以严格考核，加强各方面的综合训练(包括传统地质、构造)使他们真的对地球科学研究发生兴趣，则不难使他们的工作能站在国际已有的成就之上，引入新观念，带新意地把前人的工作成果整合到现代化的架构之中。种“整理国故”和“清理桌面”的工作往往不必花很多钱，却能在短期内有好的成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很值得利用高水平的专题和综合研讨会去理清、消化和过滤相关的研究工作。这样能使我们很快地到达这些研究课题的最前沿，看清问题的所在、展望和须要努力的方向。这类好的研讨会能振奋人们的精神和激情。一旦有一群人能合作创造出“临界质量”的环境，只要自己有能力参加连锁反应，则大家都能分享到处飞奔的新资料和想法，并且能加速现代化的过程。

　　我们不但须要从以往的失策和失败中解脱出来，还须要从中学取教训，设法把应有的理想和希望建筑在冷酷的现实之上。我们需要有许多“有心人”同舟共济，团结努力，坚持地去创造有利的小气候，并且等待大气候的好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会发现许多人有类似的善良愿望，等待着好的领导去聚合这种能源，去领导大家从困境中突围。

　　我们不妨偶尔想起那句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三）理想与现实：论地球科学的发展和青年人的培养（第一部分）

　　常听人们说：我们寄希望于下一代。细想一下这句话，不难发现它的后面隐藏许多辛酸、悲哀和对自己一代以及上一代的失望。由于中国近百年的动乱，缺乏稳定的发展机会，以至许多事不能上正轨，大家都成了受害者。事到如此，是无可奈何的。我们的确需要寄希望于下一代。我们希望年轻的一代有积极性，敬业、热诚，有责任感、创造性，并且能够创业，希望他们比我们争气。然而年轻一代人的处境和表现却又是如何呢？许多人会说：“问题的存在大家都知道，关键在于该怎么办”。要是我们严厉地批评社会，国家教委、教师和学生，各打五十大板，追问怎么会搞到这个地步？！则从某种程度上说等于是废话。充其量只是表达了忧患意识，捅了马蜂窝，这是于事无补的，反而惹人讨厌。这情况似乎应了耶稣的那句名言“让自认无罪的人站出来投那第一块石头吧！”。面对这情况我们是否应当低着头，羞愧地走开，不做任何的评论？显然是不能的。

　　现实往往是“理想”的讽刺。虽然许多领导人在努力工作，设法去改善现实的环境，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严重的现实困难仍然存在。当大家看到理想和希望被践踏时，不难看出许多情况是和“寄希望于下一代”的设计不相容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情况，体制的束缚，社会分配的不公，五十年代的献身热忱的不再，贪私的人性在这情况下为害，人们被现实生活所迫，很难去培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的精神。问题明显地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不是砍上一、两板斧所能解决、突围的，不然早就有人做成功了。二、三十年前反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对目前科学的发展和研究人员新陈代谢的功能仍然遗害无穷。固然不少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基础扎实，敬业，对新知识观点有敏锐的反应，他们对年轻人的培养方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心。为了地质事业的发展，使年轻人能出头，有些老一辈的人的确有诚意想退到第二线上去工作。但由于缺乏能力强、适当的接班人，或工作单位强拉着不让退，结果只好勉强苦撑下去，心中有苦而说不出来。但也有许多人不学无术，靠吃老本过日子，到老仍不肯释手，永远要当教父。有的一、二十年不进图书馆，却长期靠手中权力、权术，不断获取后来者的成果去登院士的顶峰。以致阻挡了后来者的企图心，让后生感到无奈和憎厌。

　　对于年轻人的现况，人们可以指出：国家为他们创造了比以往好很多的工作、学习环境，但他们对社会的回馈如何？许多年轻人生长的环境使他们无法成熟。酱在不务实、口是心非、文化思想浮浅的环境里，他们为了生存，挣扎、苦恼以致不容易培养出社会责任感。苦恼之一是敏感的“职称”问题。除了面子之外，它与各种福利，包括住房、工资、奖金、医疗、公差、评奖、申请基金等等紧紧地相关。在人才难流动的情况下，一年一度不管职称怎样地贬值，千军万马挤上升级的“独木桥”去争取几个有限的指标，其结果得益最大的几乎都是各级领导和各类领导。庶民而言，不得不人比人、人斗人，制造出无穷的哀痛和创伤。有些人不免弄虚作假，吹牛拍马，结攀成派，告状哭闹。以至于拿洋人的支言片语或戏语去抬高自己，拿自己的行政官衔去强索学术职称。一些年老者拿到了高职称（迟到的春天）时已无活力和余力，从此进入退休状态。年轻而能获得较高职称者不少在考虑另找出路，在目前地质事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如何去适应市场经济以增加财富。专心致力敬业的人虽然仍有，但他们的心灵不断地受苦恼袭击。就相当多的青年而言，其结果除了正义、敏感的一面之外，还不断地滋生着虚无、世故和滑头，只顾自己，以致比西方个人主义社会的青年还自私。运气特别好的杰出青年，他们的努力用功、挣扎上进往往只是为了自己。在文化和思想上往往属于“破落户的飘零子弟”的心态，许多重点培养的青年人（包括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平时说得天花乱坠，但一有机会就溜。出国留学成了跳过龙门般的解脱之路。虽然能出国的人是极少数的，但对整个教育系统、研究机构的新陈代谢和一般社会上的影响却是极为恶劣的，所造成的破坏是长远的。国内好的研究所有多少年轻不务正业，成天念英文，准备考GRE和TOEFL？有多少杰出的人才因为不能出国而自艾自怨，认为自己没前途了？有些访问学者在国外有利的工作环境中，别人的帮助加上自己多年的准备和国内同事们的资助而能作出大量的研究分析和成果。一旦回国之后又酱回到困境之中，以致他们不难得出结论：只有出国才能有所成就，很痛惜自己当年没有努力申请外国奖学金，惋惜自己运气不好不能在六四之前出国，不然就可以在国外留下来了。这些令人丧气和丧志的思考除了对他们本人回去之后有影响之外，对周围的人、学术界的心态都有极不良的影响。面对那些曾经以及仍在努力和奋斗的，现在被他们所瞧不起的前辈，这些年轻杰出之辈是否应当感到惭愧？

　　形势比人强，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想尽办法留在国外。当我们听到“科学不分国界，人才是世界的财产”之类的话用来作为他们不归的辩词时，不难结论他们已经做了决定，其它的话只是为不归作合理化的解释：中国目前的环境不适合这些只能在温室中生成的留学生。他们暂时不回国其实是为国家保护一批人才，如此作其实是对国家有功的。多在国外留学几年可以增强学识和工作能力作为以后建国家的储备。等情况改善了以后再回去，现在回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大家是不是想把所学报效国家，而是考虑返回国后前途迷茫，报效无门。倒不如暑期回国开会，讲学对国家反而有用。这些说法都有它们的道理在。不过当他们结婚、生子之后不难又有一套新的优先考虑出现，这是现实的人生。许多留学生、访问学者在国外留不下来，不得不归国，回去之后又有明文规定的特殊的待遇，造成了国内努力多年有汗马功劳的人的心理不平衡。事实证明，投机取巧的人往往又是最后得利的人，奈何？那些把留学生、访问学者送出国进修、取经，在计划中等待他们回去作改革、贡献的人往往落得仰天长叹，欲哭无泪。培养年轻人的善良愿望被击败的原因，除了没有计划好无法彻底执行之外，我们不难联想到其它的原因：在现行的体制中，社会分配长期体脑倒挂，知识分子收入过低，人们热忱的减退、消失，韧性的疲劳以致斗志的磨蚀，以及西方功利观念的长驱直入无以为防。现实生活那困境使得人们只能顾及现实生存而无能力为“理想和希望”奋斗。研究所往往失去了当初设计的理想和功能，只能“为生存而生存”。人们失去了虔诚和反省的精神，丧失了健全的荣誉观念、道德勇气和正常的研究能力，大家都只不过是一群“穷书生和可怜人”！这情况说明了邓小平先生所作的结论：十年来最大的失败是教育。

　　（三）理想与现实：论地球科学的发展和青年人的培养（第二部分）

　　在现行体制下压制和浪费人才，大家习以为常。许多青年辛苦奋斗了二十多年，到了中年在“老中青”三结合的口号下，往往又有“超老”坐镇，造成了闻名国际有中国特色的奇异现象。目前在地学界，“爷爷领着孙子闹革命”的情况令人沈思和长叹：大课题(120万元人民币以上)由爷爷把持，中课题(30万元和60万元两种)是为杰出的青年而设。父字辈(或母字辈)们只能挤在面上基金项目中去自由竞争(去年每项平均10万元)。这种怪现象和中国近代史有密切的关系。虽有“不得已”的深层考虑，但也有明显的荒谬之处，令人哭笑不得。由于科技界缺乏妥善的退休制度以至于许多老人无法得到应有的舒适安顿，不得不苦撑下去继续阻碍科技发展和破坏人才的培养。这种不得已的过度时期还需要拖多久？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年人往往成了老年人和超老人的奶妈。由于自己处境困难，奶妈们很难全心全意认真地去代为培养别人挂名的学生。所谓的“发挥老一辈的指导作用和中年一代的骨干作用”的漂亮话对实际情况真有多少鼓舞性？在这样环境中生长的年轻人往往动作慢，缺乏冲动，“瘟”顺。许多有才气、有潜力的人不免终于被浪费，令人惋惜。封建式老中青三结合学术梯队和留自己弟子（研究生）在身边工作等种种陋习早应废弃，年长者不能再将梯队中年轻人看作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须要代之以自然过程中产生的现代学术道德规律的群体和不断更新的血液。学界权利的中心往往是“学”和“官”的结合，造成；了中国的另一特色。一些早已无能力做现代化研究的人迫不得已必须亲自主持最前沿的研究，结果往往是贻笑国际。当我们认真地去层层分析，不难冷酷地发现层层包裹之中并不是“为国为民”、“为科学发展”或“传世之学”而只是“老不休（羞？）”、“贪”、“私”、“无自知之明”，不能觉悟到自己在为害而已。这情况下也容易产生“买办”式的人物，他们有些办事能力，精于玩弄手腕、张罗、交际，能够道听途说，拾人牙慧，作为自己的本钱。许多正直的人在如此的学风中发展，结果在作为上也大受影响，很令人失望和惋惜。这些种种情况显然是对“寄希望于下一代”的构想极为不利的。该如何去面对现实、努力改善是需要大家共同关心的，虽然我们不难想到“蜉蝣撼大树”不自量力的形容。挖掘和暴露问题的“扒粪”工作不但惹人讨厌，自己也觉得恶心，但却也有建设性的意义。我们批评的目的在于激发人们的奋起，指出大家不应该继续作旁观者，心中明白但不动声色的人。我们须要能善于应用建设性的紧张使大家能振奋起来。我们需要有深度、冷酷地分析清楚关键的问题，搞清楚是否真的是大困难重重，以致我们只好无能为力地被小问题整得团团转，作一些无用的呻吟文章和发出几声无力的呐喊？！很明显地，需要有身历其境深受其害的人提出具体的建设方案，那样才可能切中要害，较有深度。因此，写这一类的杂文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能激发大家热心地参与，对各种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大家怀着“同舟共济”的心情为地学界逆流而上的努力作些贡献。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冻，改善学风，重建优良的研究文化和环境需要大家的热心参与、坚持和努力。我们需要加强心理建设的工作。除了改善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之外，加强自我教育更为重要。我们需要让传统文化中许多优良的品德逐渐地复活、现代化、生根。这样才能增加历史感、民族感、责任心和精神的动力。我们不能要求一般人有下地狱的勇气和上天堂的机智，以及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但杰出的少数“有心人”不妨如此自勉和互勉。我们需要将心中的悲忿和不平转化为有建设性的工作动力，不过我们也需要记着“画虎不成反类狗”这句名言。我们需要努力地健全志同道合的科研群体，提倡开创、宽容和合作的精神，并互相鼓舞。同时支持开明的决策者、领导作好整体的工作。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长期地努力在科学导向和资金上支持和培育着一大群搞基础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如何能在自由选题、自由结合、自由竞争的学术体制下，对一些传统的作法作些改善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值得考虑让一些在第一线实地奋斗的、最优秀的人士得到更多的资助并委以较大的课题。这样不但能使他们在探讨中国地质和基础地质原理方面更上一层楼，也可以鼓舞其它在踏实、努力工作，有才气的人。在此同时也值得考虑邀请华裔学者充当基金申请评委，并增加国际合作经费（如访华者在华费用）申请过程的透明度。这样做可以减少一些“近水楼台先得月”、“朝中无人莫做官”、经费申请须要“疏通关节”之类的批评。

　　“有心人”不妨先从自己周围的小气候的改善作起，并等待着受经济主控的大气候的好转。我们希望那些敬业、称职的教师，研究员和领导们能够在经济环境极不利的情况下坚持着继续努力，虽然有时不得不和现实做些妥协。年轻人需要设法充实自己，增强斗志，培养自己独立工作的能力，并协助年长的去努力改善现状，去开拓新的局面。大家很值得考虑把最活跃的前锋科学研究和研究生的培养融为一体，让年轻人有可能很快地出人头地。一部分归国工作的留学生必须除去自己被击败而归的心情，这样在国内才能有好的影响和作为。在不能寄希望于许多留学生归国服务的情况下，“访问学者”们出国进修时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利益，要努力去“取经”带回西方好的学术风气、工作方法、态度和管理的艺术，并且在回国后热忱地去推广。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经过了一百五十多年的挣扎、梦想和图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的关怀和努力将是这个历史的延续。偶尔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的良心：我为中国作了些什么？

　　（四）困境与解脱：论学术风气和自我教育（第一部分）

　　学术风气能够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因此，如何能创造好的学术环境，改善学术风气是大家所关心的事。好的学术风气是发展科学所必须的，许多人希望自己在这方面能作些贡献。相反地，不好的学术风气是大家所痛恨的，希望能够消除它。许多人曾经有高尚的愿望却被人性的弱点所击败，造成的不良后果，在这个情况下学风败坏是震撼人心的悲剧。恶劣学风让人感到悲愤，惋惜却又无可奈何。似乎“人性”、“大环境”和“命运”强力牵扯我们走上想避免却又无能力避免的歧途。这是悲剧令人震撼之处。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闭关自守，自我隔离，自己整自己，宗派林立的情况下，后果不难设想。近年来改革开放后国际学术界交往增加，一些方面已有了不少的改善。少数走运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一旦进入到西方科学文化系统，很快地能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对他们而言，以往不良的学风只在身上留下了一些烙印。绝大部分不能出国的人，在困境中就没有资格和权利享受同样的解脱吗？答案明确是否定的。

　　最近看到一段英文写的讽刺地球物理和地质工作者的话很有“禅意”。虽然挖苦得过分，但能引起“有心人”的思考。现在翻译如下：“一个地球物理工作者可能被认为是个精准专家，因为，他(她)能够产生出大量令人无法理解、带有高度准确性数字的公式，虽然导公式那出发点往往是一些很含糊的假设。这些假设是导自使用精确度有问题的仪器或结论不明确的实验。做实验的人往往思路不清、不可信赖，常常存心做出些结果去刺激一群没救的狂人，使他们更加糊涂。这群狂人是所谓的地质工作者，他们生活在科学社会圈圈的疯狂边缘。”这些尖酸刻薄讽刺的话对于好的地球物理和地质工作者显然是不恰当的。现代地球科学研究涉及了许多和人类存亡相关的重大课题，需要有高科技的能力：譬如生命的起源，太阳系的形成和演化，地球上的大灾变和生物大灭绝的相关性，人类文明对气候变化和环境生态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遇到地质狂人而尝过苦头的人，这些刻薄、讽刺的话似乎是十分恰当的，令人拍案叫好。有些地质狂人缺乏现代科学文化修养，缺乏自知之明，常常发挥阿Ｑ精神，顾影自怜，自鸣得意，疑神疑鬼，但不自疑，语不惊人死不休，自吹自擂，以至于自欺欺人。这情况是全球性的，不只限制在中国大陆。更悲剧性的是有些精明、有才气的人虽然知道到处都是思想上的陷阱，时时警觉，但不免终于掉进了陷阱而不自知，还以为看到了天光，悟了道。如果是生活在封闭、权威主控的环境里，不难从此以后一手拿着自著的经书，一手拿着对付异己的宝剑，迈进了“走火入魔”疯狂的境界。由于信徒们的拥戴和投机取巧，投靠份子的吹捧加上现实权利的引诱，使得“走火入魔”的“大师”(东方不败，天南一霸)又醒觉而回转头进入科学的理智境界的机会大为减少。这情况由于不能及时加以对抗，当头棒喝使之醒悟，结果造成了长远的恶劣影响。

　　中国大陆地球科学的学术水平低主要是受了历史上晚起步的科学发展以及环境的限制(许多人看不到近期的国际刊物)，这是无可奈何的现实，不宜嘲讽。然而，在学术土壤贫瘠的环境里“百花齐放”常能使得旁观者感到哭笑不得：有些人靠才气凭感觉，不免于闭门造车；许多人踏实努力，缓慢前进；有些人做学术买办，时常一知半解地转手贩卖过时的洋货；有些人贩卖假药宣称是万灵丹；有些人走火入魔进入了“疯狂”的境地；大多数人为了生活。由于中国缺乏好的科学文化传统，许多人基础科学训练和资讯不足，加上多年教条思想横行，不鼓励独立思考，以至于面对现代西方科学的冲击挑战时，常有力不从心、小脚放成大脚的尴尬。

　　许多人为了自己或研究机构的生存挣扎，在困境中找出路（被逼出来的浮夸之风），以至于恶性循环，不得不取巧，出些花样与众不同，设法在西方普通知识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自吹自擂的“系统”。往往西方的原创人已经改变了主意，但在中国的“系统”反应不过来，只好继续卖旧货。有些人志大才疏，隔雾看花，将一些一知半解的知识，有实用但需要理论解释的观察，和稀泥地堆砌放在一起就自以为成了“体系”，到了更高的层次，达到了思想上的飞跃，并号称“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一些“理论”，如使用“矿源层”和“不同星子源造成地球初始不均一性”去解释超大型矿床的成因，往往是经不起考验的。使用已知的资料去思考、证伪和试错，不难发现这些“理论”基本上是导自错误的观察，幼稚的思想，脑子的偷懒和对现代成矿理论、地幔和地壳演化历史、地幔对流的混合能力等课题的无知。有时“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会提炼，自成一家”的结果制造出一个韩愈称之为不祥之物的“四不像”（画虎不成反类狗）。最严重的问题是许多人逻辑思考不清楚，以至于只能打糊涂仗。有些人把不是问题的问题炒得若有其事，标新立异，目的在于哗众取宠，引起别人的注意，而发展出一个低水平、缺乏现代科学深度的“学说”。并不时故弄玄虚，创造些没用的新名词（如硅桥和幔汁工业等），在香灰中加了一些抗生素就号称香灰可以包治百病。现在地球科学研究居然和易经也拉上了因缘。这些种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况阻碍了优良学风的成长。由于缺乏公开的学术批评和认真的讨论风气，加上学术杂志审稿制度的不善，也姑息助长了这种不良的学风。关系户的文章，杂志挂靠单位的文章往往无限制地刊登过多。此外，审稿人往往不尽责，或自己的水平太差，不肯花时间努力去找出文章的缺点、致命伤予以严格地批评，指出问题并建议如何修改，以至于许多低水平、明显大错的文章都能发表；对学术界，特别是年轻的学生产生不良的影响。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可靠的严谨而有水平的审稿队伍。

　　一些人只靠一套“学说”维持学术地位和尊严，好象只摆了一个摊子，一旦被人搞翻了也就没戏唱了；因此，必须拼命保护。有些人的文章上引用了几个公式就以为有了理论根据，而忘了时代已经进步到了另一个阶段，以至于给人的感觉是“玩票的”而不是“专业的”。谈大问题学问不够，谈小问题却又第一手经验不足。喜欢玩数学模式，但缺乏科学的知识，没能力判别所使用的数据是否可靠，却又无自知之明，以至于一些人的“理论”在国际市场上无法推销，被退货，于是强力在国内推销、唬人。一些聪明人缺乏严格的思想训练，抓着一些往往早已过时的西方学说、理论的小辫子不放，拖出来批斗就以为把它搞垮了，而忘了模式、学说、理论是可以不断地修正、改善的，除非被击中致命处。一些人自以为把别人的大厦搞垮了，却建立了一个小茅房取代之，自鸣得意地住在里面。许多人专业知识不足，但在写文章做报告时不得不勉为其难地顾及全面地去作各种专业性的解释；把花了很多钱、精密仪器作出的分析数据自以为是地或断章取义地套“专家”的一些不恰当的话去解释，或凑合大师的心意。他们往往得出和资料矛盾的结论而不知，令人哭笑不得。有些领导喜欢表面上有多解或无解的情况，喜欢手下的意见互相矛盾，这样他们就可以自由发挥，打迷糊仗，热心地搞“中国的特色”。等而下之，一些人脑筋不清楚，不能理解别人的工作，却又好辩，勇于批评以至阻碍了自己和周围受影响人学习新知识的能力。一些人自成学派已久，要他们做大的改变牵扯影响太大，只好将错就错地苦撑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真理”无法接近，不可能越辩越明。糊涂仗，各说各话，可以永远地拖下去，解决的办法只好靠生物的自然规律，等待他的去世。但令人担心的是他们的徒子徒孙还可以继续地如法炮制。“是非”往往并不是最令人关心的。在不利的环境里观察“百花齐放”常能发现许多人思想含糊以至于说不清、写不清，许多人被批评时容易恼羞成怒。这时如果“学”和“官”结合，后果不难想象；有权就可以拥有一切？许多“学术权威”、“学官”多年不参与第一手的科学研究，脑子早已跟不上时代，以致最基本的知识，原理不曾学或忘了，但责任在身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凑合；或从参加学术会议、参加评审会、听汇报中获取一些拾人牙慧的信息和新名词，以至于贻笑大方，在国际会议上丢人现眼，让人看了可悲。他们的作为阻碍进步，破坏有能力的人的出头机会并且误导学科的发展。在这情况下不难令人想起孔夫子说过：“老而不死，是为贼”！可悲的是许多中青年人为了争取研究经费，大项目研究计划的申请，不得不把老人抬出来。我们该如何做才能从这样的尴尬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改善的办法之一是：为了配合他们的身份，改善学官和大师们的形象和风格，值得要求有敬业精神、忠于职守的绘图员、助手或学生为他们认真地制作精美的幻灯片和投影胶片在做重要的学术报告时使用。此外，中青年人也要自己争气，努力去发展独立的学术和表达能力，使这些人有可能退到第二线，坐着欣赏年青人取代他们做学术报告、领衔申请研究经费。踏实努力工作的人应当能做出好的成果，这是正常、可喜的情况。但“鹤立鸡群”相比之下他们的成就显得突出，以至于有些人就自以为做出了巨大的成就而自满，到处宣传，进而忘了需要向更高的境界去发展。

　　（四）困境与解脱：论学术风气和自我教育（第二部分）

　　当尘埃渐定，回顾历史我们不免要问：如何搞到今天这样窘困的地步？长远的影响如何？到底多少是受了“传统”的害（为什么老是推责任？）？多少是受学习苏联制度的苦？多少是我们自己不争气、不努力、不能选择自己的方向，堕落所致？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逐步改善学术界的现行体制和各类政策？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建立优良的新学风？从西方的学风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对于改善学风是否真的大家都束手无策以至于只能学习大诗人陆游和他的表妹唐琬为不幸的婚姻所作的悲叹：错错错！莫莫莫！难难难！瞒瞒瞒！？

　　二十世纪初中国地球科学的研究和成果和其它的学科相比曾经是最现代化、最杰出的，但五十年代朝着比西方落后的苏联“一面倒”的作法造成了长远不好的影响。五七年的“反右”加上六六年的“十年浩劫”打断了“中国的脊梁”。社会环境挫伤人性，以至于正直、刚强、光明正大的人吃亏了。它对学风的影响如何，大家心里有数。许多杰出有展望的知识分子受到精神上的折磨，浪费了一生做研究最重要的岁月，从此一蹶不振。五十年代早期所有的“神气”、热忱而献身精神不再（这又能怪谁呢？）

　　人们心中含有悲哀和苦闷，丧气和自怜，无处去哭诉。“文革”期间造成的不良风气和各种后遗症渗透到学术界，以至于到现在大家仍然受害。目前中国政府在推行“精简”政策，加上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地球科学行业的各种运作也必须随着调整。除了少数基金委支持的大项目和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关的以及国内一些较有信誉和成果的学术群体之外，在现实情况压迫下很难有人能专心谈学问、做研究。即使那些在较好环境中的人也是“人心惶惶”。许多地质队连全工资都发不出来，如何能关心是否做好填图的地质工作？各种研究机构负责的领导、实验室的主持人往往被钱的压力压迫得换不过气来，用尽心力去应付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冲击，每天心神疲惫不堪，但又不得不苦撑下去。这是现实的生活。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无法提出有效地解决现实生活困难的办法，却强调改善学风的重要性，不免被认为是书生之见不识时务。然而当我们想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时，也不难同意改善学风是当前的急务。改善学风和改善某些现行的办法、体制和规范有关。以“奖”为例，报奖、评奖，特别是省、部级的奖，涉及的往往不单是奖金，而且个人的工资、退休后的工资、晋级等等挂钩。人们被迫必须重视这些“奖”和相关的获奖者的排名次序。但给予的奖又有多少真是达到了评定那样的高水平呢？评审人员又了解多少国际和国内的情况呢？作大项目（往往有强硬的后台老板）似乎都能获得大奖。资助大项目的领导有时更在乎奖。这情况助长了虚浮之风，知识界的双重人格成了良好学风的大敌。由此看来，“报奖”，“评奖”的现行做法需要降温和作大幅度的改善。

　　另一个类似评奖的例子是“博士生导师”（博导）的头衔。在每个大学，系和研究机构个别的专业都有人数配额的限制。一旦能当上了“超教授”的博导，除了名声之外还可以得到许多额外的实惠和待遇，如住房条件的改善，退休年龄的延长，增加工资（有些地方比教授多出一倍）。为了鼓励年轻人，最近还“破格”提拔了一批40岁以下较杰出的人为教授和博导。每逢（2年）要评博导时竞争激烈，人际关系紧张。有些手中有权的人明明不够博导资格，也要千方百计或明或暗地做手脚把别人从呈报的名单中换下来，好使自己有机会进入这个阶层。在西方国家讲师（英国制）、助教授（美国制）以上就可以带博士生。因为杰出的年轻教师大多活跃在学科的前沿阵地，很适合指导博士生。在台湾最近通过的“大学”法仍然保守地规定只有教授才能指导博士生。这个做法使人引起与大陆同一思路，为现实所困、“难兄难弟”的联想。试问在大陆真有能力的人升成了教授，却还没有资格带博士生，那么这个教授头衔还值什么呢？事实上许多资深的博导早已无能力作研究、指导硕士生，更不用说博士生了。而一些有能力的人因为争取不到名额反而不能指导博士生。这情况很明显是荒谬、令人痛恨的。目前在大陆高喊继续深化改革与国际体制接轨的口号中，博导制度已经是弊多利少到了该要废除的时候了。或许值得考虑，每年招博士生时由大学的系或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认真地讨论一下，都需要培养那些方面的人才，由谁带最合适，然后做个决定执行。很明显地改善学风需要从个人做起。通过大家的关心，热心地主动参与才能搞得热闹起来，造成风气。

　　个人的自我教育、觉醒和自救，可以有不同的途径。从科学界大思想家作学问的态度和方法，和历史上的科学大公案中我们能学习如何磨练心志，增加智慧。国画大师齐白石有句名言：“像我者死，学我者活”。像只能依样画葫芦，学习他的艺术精神才是关键所在。在志于作“研究”工作的人都需要体会，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学习培养好的科学文化，以及科学研究的“炼金术”。从许多科学界杰出的大师身上我们除了看到科学的基本精神，怀疑、分析和批判之外，不难发现一些其它共通的特征：他们对工作属于“乐之者”型，有激情，对大问题有兴趣，思考严谨，思想灵活自由，积极自信，好胜且不满现状，精明勤快，意志坚强有韧性，有文化修养。因为他们是“乐之者”（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以至于能“衣带渐宽终不悔”，废寝忘食地工作；对关键性大问题有兴趣，关心大架构，以至于能看清自己的研究对大架构的影响，不为小问题所困；思考严谨但思想灵活以至于能不装腔作势，不被自己的思想所愚弄（知之为知之，有建设性的自疑），胆大心细，逻辑分析，判断能力强，思想独立，有想象力，心中常保持“活水”的状态，能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这样思想才不容易僵化；积极自信能产生勇气成为灵感的源泉，工作的动力；好胜不满现状以至于能不完全接受有关假说、理论（即带有智慧的反叛），不断地求新、求变、求好，总想更上一层楼；明勤快以至于能眼光锐利，警觉性强（不疑处有疑），能一针见血，一语道破，精兵简政把握重点，知轻重缓急，把握时机，不勉强，不偷闲地随便去套模式，常能在一堆看来不相关的紊乱中看出头绪，相关性，甚至得到直觉的灵感，增加“歪打正着”的机会；意志坚强有韧性，以至于有斗志，干劲十足，在有时看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能锲而不舍；有文化修养以至于自重但不轻人，虽然思想激进但并不妨碍行为敦厚有礼（极高明而道中庸？），对“权威”能以平常心相待，有时尊敬但不崇拜；对教育承先启后的功能热心以至于能教学相长，不分长幼，其乐融融，使后学者如沐春风。

　　在较单纯的大学环境中学风的改善较容易推行。青年人在那里有很大的自由去打破专业的局限，养成独立思考、敬业精神、和“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信念；把年轻人的脑子训练成好的分析仪器，学习如何取巧、站在国际最新的发现和成就之上去提高、发展，能不断地更新知识，反思，自我调整，寻求气质的提高；组织学术研讨会，养成习惯以平常心对待权威的意见；对学术界常见到群雄混战的现象加以分析和理解。当他们毕业加入社会工作时，能像风吹种子一般把好的学风带到全国各地。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风的改善和自我教育是当前大家需要关心、面对的严肃课题。或许值得把它们作为社会科学专业进而加以调查研究的课题，以认清问题的根源、发展并积极寻求改善的办法。

　　现在强调学风的改善和自我教育的重要性并不仅是“清高”也具有高度的“经济效益”的考虑。这是和讲求精简、效率、现代化的管理以及高科技有效地应用等等密切相关的，值得大家共同来思考如何能使它们“互为呼应”。

　　六十年前鲁迅先生曾写过这样的一段话：“要挑起因循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过年轻的一代去过着光明、正大、快乐的日子”。关心学风的改善、愿意致力创造好的学术环境的人，不妨把这些话刻在自己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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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地球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一些批评和建议（孙贤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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