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忠一等：中国海洋治理体系的内部架构

海洋强国代表着强大的海洋治理能力，海洋治理能力则根源于海洋治理体系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海洋强国作为国家战略要得到进一步落实和运用，必须在海洋治理体系的内涵上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进一步说，海洋强国是一个多元要素并存的“数学矩阵”[size=0.24],从制度上对其中的经济要素、政治要素和文化要素进行规定和布局，对于提升海洋治理能力至关重要。建设海洋强国，必从完善海洋治理体系入手。海洋强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概念，它是一个以地理自然为基础，包含经济维度、政治维度和文化维度在内的海洋治理体系和制度文明概念。
01海洋治理体系中的经济维度
+ F+ h4 a6 [! j. r1、发展海洋经济是建设海洋强国的主战场
经济发展是国家发展的主战场，海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随着海洋经济在中国经济占比持续增高，海洋经济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海洋经济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一个海陆复合型大国，我国拥有[size=0.24]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size=0.24]18000公里的海岸线及[size=0.24]6000多座岛屿，丰富的海洋资源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根据《[size=0.24]2018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的数据，[size=0.24]2018年中国海洋经济总产值已经高达[size=0.24]8.34万亿人民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size=0.24]9.3%。尽管与发达国家海洋产业占比[size=0.24]15%—20%仍有一定差距，但这同时说明了中国的海洋产业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
2、海洋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建设资源
美国学者林肯·佩恩总结说，历史上的统治者常常通过税收、贸易保护等机制来开拓航海事业，从而有效地巩固和强化了他们的权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将经济重心转向沿海，市场经济依托海洋优势迅速起飞，实现跨越式发展。西方海洋国家的发达之路，就是一条掌握制海权，继而开展全球海上贸易，再到领先全球的过程。今天的中国要走贸易强国之路，必然需要海洋强国的制度体系支撑。海洋强国中蕴藏的崭新国土布局、丰富自然资源、区域协调方法、自由贸易渠道，都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支柱，都可以通过海洋治理体系进行统合，从而发挥出巨大的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
& `1 L$ O' S. J! M1 q4 q02海洋治理体系中的政治维度
5 U) i5 X! f8 r& ?& {1、从政治上看待海洋强国乃是时势所必须
; I: I" L1 N9 O* G! M% s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的一个重要元概念，它与文化强国、教育强国、网络强国、质量强国、贸易强国、人才强国、制造强国、科技强国、交通强国、航天强国、体育强国等概念互为关联，互为交叉，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独特话语体系。建设海洋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在未来竞争中，海洋战略已经成为国家地缘政治的核心，中国选择海洋战略已经不可避免。郑永年认为，[size=0.24]“中国成为海洋国家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size=0.24]”。海洋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发展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从陆地地缘政治迈向海洋地缘政治，就无法成为当今世界上有前途的强国。当然，对中国来说，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海洋地缘与陆地地缘的平衡，发展海洋地缘政治的同时，稳固陆地地缘政治，为中国未来发展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外部条件。
1 Q! ?: L; A, E" I% w2新发展格局中的海洋治理体系必须有坚固的基础
中国的海洋强国是站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面向未来的理性选择。海洋强国意味着更多的开放、更多的改革、更多的竞争，然而任何发展都必须建立在秩序的基础上。“秩序是我们前行的路径”“秩序是人类的第一需要”。秩序是人类文明之根基。在一个日趋开放的社会中，面对各种不确定因素，必须在尊重海洋规则的基础上谋求未来。这种秩序在国内必须有党的全面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供给，在国际上则需要有更多的共识来支持。虽然中西方对政治中的法律、规则、制度、秩序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依据共识和规则维持秩序、达成一致仍是现实的最优选择。良好的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最近，习近平在致信中国法治国际论坛中指出：“中国坚持开放包容、互利互赢，愿同各方一道，积极开展国际法治合作，为建设开放型经济、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法治支持。”当前，应该主动融入以海洋规则为基础、维护海洋秩序的外部环境中。大力提高海洋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不失时机地调整中国在海洋治理中的角色和定位。中国不仅要做海洋规则的遵守者，而且要做海洋规则的制定者；不仅要做海洋规则的维护者，而且要做海洋规则的引导者；不仅要做海洋规则的实施者，而且要做海洋规则的监督者；不仅要做海洋规则的承受者，而且要做海洋规则的供给者。
9 U( Q  ^' [0 z03海洋治理体系中的文化维度
) ~2 j7 S- }( W$ L2 w7 @1、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文化深入到经济、政治、社会之内，成为国家治理的精神力量，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按照尤瓦尔[size=0.24]·赫拉利的观点，人类的文化观念是一种合作的力量，文化观念的改变是一场认知的革命，是进行新的大规模人类合作的开端，相较于人类基因缓慢的自然进化，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都是伴随着人类文化观念的变革而实现的，共同的文化观念是[size=0.24]“绕过基因组的快速道路[size=0.24]”。这就从人类学的角度阐述了文化对于国家强大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说，通过文化建设强国是一个必然选择。没有文化也可以成为一个大国或者富国，但决无可能成为强国。建设海洋强国，必从海洋治理体系上对文化进行布局，文化要有新理念、新格局和新发展。
2、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充满活力的事物
文化与经济状况、社会关系、政治制度等因素相辅相成，有着自身的动力机制和发展轨迹。党的十八大立足文化布局强国目标，提出文化自觉和文化竞争力问题，这给我们建设与海洋强国相适应的文化[size=0.24](以下简称海洋文化[size=0.24])带来了启示。从文化自觉上看，海洋文化不同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主张中庸之道与和而不同，不是一种使命性文化，而海洋文化涵盖了更多的包容特质、平等精神、自由理念和交往行为。从文化竞争力上看，海洋文化不同于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和内敛气质，它不仅要求人们具有开拓进取、敢于冒险、不断超越的文化竞争精神，而且具备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使命。推进海洋文化的构建，需要加快推进民族敢于冒险犯难和坚韧不拔的内在气质和秉性。
3、海洋文化在海洋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
海洋强国需要通过海洋文化来支撑，但这决非意味着仅仅通过文化的外部塑造就能建设一个海洋强国。英国著名学者阿兰[size=0.24]·瑞安在总结人类发展进程的时候说：[size=0.24]“武装的先知是保证制度和律法有效的最终凭证，如果不掌握武力的话，单凭信念将一事无成。[size=0.24]”因为信念一旦被人们抛弃，任何从信念衍生的制度都会随之毁灭。海洋强国的文化终归是海洋强国能力的外在投射和影响。这说明，建设海洋文化必须从外部引导和内部投射两个维度进行。
04海洋治理体系中的制度系统性
! g8 D' B/ D" O0 o3 J1、海洋治理体系包含多种要素，其系统的完整性和协同性须得到重视。
海洋强国究其本质来说，是一套治理国家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洋强国事关国家海洋治理体系和国家海洋治理能力现代化，它具有复杂、多样的内容和表现。建设海洋强国，必然要求提供一套管用、有效的制度体系，利用这种制度体系来实现国家海洋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制度体系的安排可以规定和解释海洋强国的具体内容，可以指导和提高海洋强国的前进方向和治理效果，可以设计海洋强国的具体路径和方法。
2、构建海洋治理体系，需要从制度上规定和保证海洋强国中的机构改革。
( j' }: |8 u2 `从海洋强国的大历史观察，从最初的航运安全延伸到经济安全，从经济安全发展到国家安全，这一方向的变迁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涉海管理机构的设置。目前，中国有[size=0.24]90%以上的对外贸易需要通过海上运输才能完成。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海洋经济日趋发达，海洋事务日趋复杂，海洋功能划分逐步细化，渔业、矿产、能源、生态、军事、国家主权等要素直接进入海洋强国的范畴之中，这必然要求根据情况变化布局海洋治理的体制和机制。下一步要明确政府海洋治理职能的边界，整合涉海机构部门之间的不同利益。应该进一步协调整合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中国海警局之间的职责权限，制定综合规范海洋事务的基本法，明确国家涉海机构的职责权限。同时，要明确国家海洋管理机构与地方海洋管理机构职责的边界与权力的范围，充分发挥各种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构建海洋治理体系，需要健全海洋科技事业的体制支撑。
海洋强国的进程不可能依靠[size=0.24]“说[size=0.24]”来实现，而是要通过[size=0.24]“做[size=0.24]”来实现，尤其是通过海洋科技来[size=0.24]“做[size=0.24]”。海洋科技是海洋强国的支撑，历史上的海洋强国都是在科技力量支撑下实现的。从木制帆船到蒸汽与钢铁船舶时代，海洋的运输载体发生重大变化。今天的海洋科技将涉及到气候、环境和资源的整合，需要把远海和近海统筹起来。[size=0.24]“传统海洋科技研究由于部门、学科分割造成的科技资源碎片化、科研活动低水平重复以及无序竞争等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海洋科技发展的瓶颈。实践表明，推动我国海洋科技向创新型引领型转变，需要进一步深化海洋科技研究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与我国国情和海洋科技发展规律相适应的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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